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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喽！
过年，也许不是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都兴奋的字眼，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为这个字眼而兴奋、期盼这个时刻到来的心理经历。我们或者期盼穿上漂亮的衣服，或者期盼见到众多熟悉或不熟悉的亲戚朋友，至少，也可以期盼一个放松身心的假期。而最重要的是，在这几天，人们的身与心完全属于家。过了阳历的元旦之后，每个人都议论着春节，漂泊异乡者也都在筹备着回家的计划。过年让所有人的心都回到家里，家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
因此，再拥挤的火车，也不能打消人们回家的决心。由于种种原因，城市与乡村被分隔开来，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无数家庭的夫妻、父子、兄弟天各一方。过年则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召唤着我们每个人回家，也正因为此，过年让中国年复一年地上演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在这人流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股比人流更浓烈的情感流：对家的依恋和责任。过年让家成为完整的家，每个人都找回自己的真正角色，成为一位丈夫、父亲、妻子、兄弟……
过年回家，把我们与自己的祖先联系起来，让我们思考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里面不乏超验的含义。四季的轮回，一年的更始，孩子们为长了一岁的高兴，中年人为一年弹指即逝而感叹。过年，让我们对生命的秘密有一丝感悟。
过年回家，让我们成为独特的我们。现代人强调个性，强调个体的存在。然而，我们尽管属于我们自己，但同时，我们也都属于某个家庭，属于这个文明。人需要过一种文明的生活，而文明就意味着把自己放在社会的网中，按照习俗不假思索地生活。传统的民俗节日，以不变的仪式，把每个人融入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生活形态中，成为一个文明人。在中国传统节日中，过年、中秋都突出的是团圆。它们共同塑造着一种坚固的家庭纽带。
甚至，过年给讨薪的农民工增添了不可抗拒的道义力量，过年让不良老板的丑恶显得不能令人容忍，也把农民如何市民化的问题摆在政府面前；过年让民众最深切地注意到大学中的贫困群体；若干省政府也在过年之前宣布免征农业税……过年唤醒了我们内心中或许曾经麻木的同情心，而假如没有这样的同情心，社会又何来和谐？
然而，20世纪的部分中国人对传统有太多的批判意识，有人总是喜欢把国家的战乱和社会的停滞归咎于传统，因而，对传统有一种排斥心理，但韩国、日本的历史却证明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毋宁说是互补的。民主政治、现代科技与传统的家庭、传统的习俗之间，完全可以相安无事。以家庭为例，家族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功不可没，而家庭也大大降低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成本。事实上，当政府在设计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恐怕应当注意不要以国家福利取代家庭、家族内部的互助传统。
当然，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在现代性无孔不入的时代，外来的节日在年轻人中似乎颇为走俏，商家争相营造圣诞节、情人节的气氛。今年初六就是情人节，年轻的恋人们也许对这个节日更感兴奋。对此，人们倒也不必过多担心。这其实是我们时代的幸福，因为人们的选择范围更为广泛了，因而，生活的色彩也更为丰富了。
有些人以一种苛刻的目光看待传统，甚至对春节这样的民间习俗也百般挑剔。比如，有些人讥讽中国节日就是大吃大喝，这样的态度失之轻薄；另一些人则又僵化地固守传统，排斥一切新兴的习俗，这样的态度失之偏狭。对于传统，对于民俗，我们还是多一点热爱；而对于新兴的习俗，我们也应多一点宽容。让传统与现代、让旧俗与新风相安无事，各得其所，也许是文明最合理的形态。
而从政府的角度说，在不压制外来节日的前提下，可以为人们保持传统节日创造某种条件。不少人建议政府将清明节、中秋节也列为法定假日，让人们有时间为传统节日做一些准备，在清明节，让人们有心情慎终追远，在中秋节，让人们有心情与家人团聚。这是一个明智的建议。
政府现在已经为过年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那就让我们过一个美好的中国式春节：春节前把屋子收拾一遍；给孩子买件喜气的新鞋新帽新衣服，给自己也买件有一些传统元素的服装；跟孩子一起贴副春联；一家老小包上一顿饺子；大家一起守夜，聊聊家长里短；有条件的话，到五环以外放上几挂鞭炮；带着孩子到庙会转转；走访一下亲友；元宵节的时候，记着给孩子买个灯笼。不要追问这样做的理由，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