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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的盛世危言
中国能养活多少人？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在分析“绿色GDP”特点之前，有必要探讨中国的生态问题究竟严重到如何地步？请您用“数据说话”，给我们描述一下中国人所处的环境真相。
潘岳（以下简称“潘”）：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问题，是一个与人口与资源紧密相连的问题。我们先从人口资源讲起。
2005年1月，中国大陆第13亿个公民在北京诞生。这意味着，中国人口比建国初期增长了近两倍，人口总数比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人口还多一亿。中国人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呢？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天然无法居住的地带占1/3，可建国之后仅仅50多年，水土流失的面积又超过1/3，现在能生存的土地占总量也仅有1/3。就是说，短短半个世纪里，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从6亿增加到13亿），而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倍（从可居住的600多万平方公里变成了300多万平方公里）。我们现在的耕地的人均占有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2，淡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我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15年后只剩下6种。石油已经连续多年净进口，2010年以后几乎70%以上依赖进口。
中国能养活多少人呢？按世界人均占有淡水量测算，中国能养活3.2亿人，按世界人均可耕地测算，中国能养活2.6亿人，按世界人均占有林地测算，中国能养活1.7亿人。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养活了整整13亿人，而且越活越好，堪称世界奇迹。
《南》：但今后呢？还撑得下去吗？
潘：这正是我要指出的——我看撑下去相当难，因为在人口远远超过土地承载力、资源极度短缺、环境容量极度狭小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却以高消耗、高污染的方式增长着：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2，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经济不稳定的系数为世界平均值的4倍以上。与此同时，我国能源浪费消耗极大，每万美元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
1.5亿中国人将沦为生态移民？
《南》：中国这种“高耗低能”的增长方式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吧！
潘：是的。据统计，我国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沿海赤潮的年发生次数比20年前增加了3倍，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32%，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我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环保总局的生态状况调查表明，仅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到当地GDP的13%。
环境也对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明显的危害。去年，我国患病的人数已增至50亿人次，因健康不安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0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7%。据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死于癌症，而重污染地区死于肺癌的人数比空气良好的地区高4.7～8.8倍。如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就已跃居恶性肿瘤之首，其中大气污染最重的石景山区，肺癌死亡率比全市平均值高30%。
《南》：非常惊人的数字。可以说，中国人刚迈入小康社会，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全民性的生存挑战。
潘：是的。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使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使民族生存空间收缩。有专家称，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移民。
国外科学家宣称，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
还“国民福利”一个真面目
《南》：将环境和生态破坏损失以及自然资源损耗从传统GDP中扣减后即为绿色GDP。这一体系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潘：企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不能期望企业主动去采取措施消除污染。仅从企业本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将污染成本转嫁于社会肯定是最佳选择。以绿色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通过绿色会计的核算，将有效约束各个企业主体的扩张冲动，又可通过绿色GDP指标的考核，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供新的评价标准。
绿色GDP将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以货币化后，可以督促政府和企业决策者从根本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绿色GDP将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长期生态退化所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资源稀缺性损失等从GDP中扣除，用以表示社会真实财富的变化和资源环境状况，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衡量和客观地评价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福利的真实水平，从政策导向上鼓励全社会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改变环境，要动官场规则？
《南》：“绿色GDP核算”这一体系的运用，可能将极大地改变官场的升迁规则。您认为，为什么说，改善生态环境必须和改变官员考核体系相结合？对此，您有哪些切身体会与认识？
潘：显然，中国的环境现状已经无法再维持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道路了。而中国目前尚未完成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不少基层官员只认权力不认法。中国不靠行政权力的强制执行还不成，但仅靠行政权力也不成。为了长治久安，我们要在法治上下大功夫，要在考核机制上下大功夫，要在长效管理机制上下大功夫，这便是绿色GDP 与官员环保考核机制出台的原因。
以传统GDP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市场化的产出来衡量经济增长和进步程度的。在这一体系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是“免费商品”，自然资源的耗减和环境质量的下降不但不会减少GDP，治污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益还将计入GDP，即污染也成为了GDP增长点，这真是荒谬。这样的GDP给决策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使得决策者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来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在GDP核算存在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单纯地用GDP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考核领导班子的政绩，必然有失偏颇，必然导致一些地方不惜代价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结构、质量、效益，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在“绿色中国”第三届论坛上，我写了一篇报告，提出要完善我们的政绩观，即是呼吁尽快将环保指标纳入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从源头上改变边发展边污染的恶性循环。
我们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南》 :设计这一体系的难度在哪里，推广难度又在哪里？
潘：首先是技术难点。第一，如何为稀缺资源定价？物以稀为贵。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得自然资源与环境成为了稀缺资源。由于绿色GDP核算是在传统GDP核算的基础上，反映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损失、生态破坏损失的一种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中必然涉及自然资源与环境这些稀缺资源定价的问题。如何为这些稀缺资源定价是目前绿色GDP核算在技术方法上一个最大的难点。
我们知道，GDP通常以市场交易为前提，产品和劳务一进入市场，其价值就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它传达出来的是以货币为手段的市场价格信号。但我们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呢？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卖掉原木，原木的销售价，即可表现出价格，并可纳入GDP统计。但因为森林砍伐而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是多大呢？再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这些野生的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与流失的水土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确实不知用什么数据来确定它们的价值。对此，各方面的专家们已研究出不少测算模型与方法，各有优点，各有侧重，也各有缺陷，我们将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资源与环境定价问题的研究，制定相关的技术指南，使其尽量科学化和规范化，以指导绿色GDP核算工作。
另外，现行的环境统计制度的不完善也成为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障碍之一。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和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必须完善环境统计制度这一基础性工作，我们必须为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和规范原始数据填报规则程序而加倍努力。
推广绿色GDP还有观念和制度难点。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就会大大下降；一旦实施绿色GDP，干部考核体系也必将产生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不习惯，会因此形成诸多阻力。
绿色GDP从概念的提出到现今，之所以没有从理论到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复杂性之外，还因为核算的相关法规制度安排还基本空白，主要包括：有关绿色GDP核算的资源环境与统计法规、政策和评价标准、资源环境信息共享等不完善。
总而言之，我感到很吃力。心里很多委屈和窝囊都难以言表。但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路还得一步一步走下去。
试点经费还未落实
《南》：按环保总局方案，2004年12月之前，为绿色GDP核算技术“准备阶段”，主要开展技术方法准备、技术培训以及污染损失技术参数抽样调查工作；现在完成情况如何？进入2005年，工作进入“全面铺开”阶段，你们预感进度将会怎样？
潘：目前工作进展稍缓于最初的时间表，试点省份在1月初已经确定，包括北京、天津、广东、浙江、安徽等9个省和直辖市，但试点地方的配套经费还没有落实，使我们的试点至今还未展开。
目前的计划是：2005年1月～2005年3月，技术准备和技术培训阶段；2005年3月～2005年7月，研究调查阶段，主要是研究进行环境价值量核算的必要技术参数；2005年7月～2006年1月，全面核算阶段；2006年2月，核算总结阶段。
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吗？
《南》：也许会有不少企业担心，以后成本负担又增加啦！
潘：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会不会增加企业的整体负担？我想不会。我们目前所建立的是国家宏观层面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不是企业层面的所谓绿色会计核算，在国际上尚未就宏观层面的绿色GDP核算方法和指标体系达成共识之前，即使我国企业内部开展环境成本核算，也仅限于国内企业或区域层面之间的横向比较，不存在以这套核算体系与国际上通用的传统GDP核算体系作比较，进而增加企业负担、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问题。何况，一旦实施绿色GDP，国家财政必将对环境友好型企业予以政策性补贴。
能源利用现状：
既短缺，又浪费
《南》：进入2005年，全中国都在感受能源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循环经济的破题之年——包括北京在内的不少城市都首次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城市”。 在探讨循环经济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当前的能源问题。你认为，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能源短缺的危机，还是老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危机？
潘：2004年，中国2/3的省市拉闸限电；煤炭出了那么多事故还供不应求；石油2010年以后70%以上依赖进口。中国的能源显然是不够用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确太浪费了。我们的能源价格扭曲、生产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大。这就是西方国家100年前老工业化时代碰到的问题。
什么是老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就是尽情开发自然、大量排放废物、盲目奢侈消费。这个模式后面是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地球的资源无限，资源的价格仅仅是把它们转化为商品中人工耗费而已。然而，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自然法则开始了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惩罚。西方各国在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多起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30年过去了，西方各国完成了工业化，并凭借雄厚的经济和技术资本，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本国境内的环境问题；但中国才刚刚赶上工业化这趟车，没钱，也没技术，还兴致勃勃地走上了西方国家的老路。
“循环经济”言之过早吗？
《南》：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循环经济”的要求。但当时就有人以为“言之太早”，理由是西方主流社会对此还相当低调，我们有必要赶到他们前头，玩富人们还没开始玩的游戏吗？
潘：首先，我认为循环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他们也没有真正低调。
循环经济是人类从传统工业文明的觉醒。人类社会从认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到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再到循环经济，大约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我认为，今天发达国家表面上的“低调”，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赚足旧能源结构下的钱。传统工业巨头们尽管已经获得了成熟的循环经济技术，但为了现有利益格局，还是将技术封锁在实验室中，以知识产权的名义限制转让，特别是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因此，循环经济的普及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制度和利益问题。总之，发达国家正全力控制全球市场以获取旧能源的最大利润，同时为自己的利益而限制新能源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跨越发展，不能傻傻地走制定赶超发达国家传统工业的战略，要自力更生、不惜成本地尽快走循环经济道路。否则，未来就会吃大亏了。
生态文明之路，不能掉队！
《南》：但不少学者还是担心，在各种先进循环技术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的前提下，中国尝试先行起步具有较高的风险。对此，你怎么看？
潘：风险是有的，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循环经济兼容高新技术、传统技术，能兼顾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就业四大要素，是我们实现从传统工业道路到新兴工业道路转型的最佳途径。破除技术垄断的最好方法就是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我们必须舍得花大钱做研究，必须出台绿色税收、绿色贷款等激励政策，必须下大决心打破一些权力部门和企业的垄断私利。中国本来就是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决不能在生态工业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再过三四十年，如果别人用的是太阳能飞机与氢能汽车，而我们主要的能源仍是日益枯竭而污染环境的化石能源，这样的国力如何与人家竞争？发达国家如果成功完成由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转型，那我们多年以极高环境成本取得的经济成就将再次落后于时代。尽管发达国家的垄断阻碍着循环经济的发展，但无论再艰难、再痛苦、成本代价再高，我们也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公民参与环保应有法治保障
《南》：激发公民环保意识，不免要鼓励公民深度参与——现在，环保类民间组织越来越多，参与热忱也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如何避免与此相关的社会风险？比如，有人担心，环保问题更大地付之于公众化，是否会放大社会过激情绪？我们如何一方面发动群众的环保参与意识，实现“环境决策民主化”，一方面将之纳入法治轨道，使社会导向稳定与和谐？
潘：中国共产党长治久安的执政基础在于人民拥护，人民拥护的结果就是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的根本因素在于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保障机制在于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体现在于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最佳切入点在环保领域。因为环保领域虽不是政治敏感区域，但关系着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全社会对环保的积极参与，既是各种利益群体的共赢，更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有益尝试。成本得失一看便明。
我认为，社会风险不是来源于公民参与，而是来源于公民日益强烈的参与愿望没有参与渠道。目前我国的环境法规中都提出要有公众参与，但却没有指明公民在什么事务上通过什么途径参与。于是公众就只能自己摸索，再加上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公民参与环保的结果有时会和其良好的愿望有所偏差。这恰恰提醒了我们，应该通过进一步明确环境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因噎废食”。
推动环保，政府要改变观念
《南》：如何使公众更好地监督政府在环保方面的作为？政府在哪些方面要有新动作？请您具体谈谈。
潘：比如说环境信息公开化。政府每年都公布环境公报，每月公布大江大河水质状况，每天公布城市空气质量，各传媒都在广泛地报道环境事件。但存在的问题是，公众个人要求政府和企业提供环境方面的相关资料，相当困难。公众向谁要？谁会给？谁应该给？我们缺少公众与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互动。公众的知情权关键在于要实行信息法治，我们应开始研究保障环境信息透明化的相关法规。
再比如说环境决策民主化。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政府机关要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该规划审批前，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虽然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在得到肯定，但在“参与”的具体条件、具体方式、具体程序上还缺少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就是说，公众一旦遇到具体的环境问题，不知道如何参与。最近一些计划启动的水坝项目受到公众关注，但这种关注更多只表现在网上发发文章，专家们开几个会。热心的公众找不到参与决策的渠道，最后满肚子的疑惑便会选择激烈的诉求方式。因此，我们应当制定出公众参与听证会的相关法规。
再比如说环境公益诉讼。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唯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但环境权益不仅仅属于私人权益，更属于社会公益，所以在欧美各国的环境法中，都普遍采用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是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制度，逐步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从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扩大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扩大到具有专业资质的其他环保组织，再扩大到更广阔的公众主体，将公众日趋增长的环境权益要求，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
另外，我们也应该主动与环保非政府组织联系，除个别激进组织外，大多数环保非政府组织都是无私奉献、热爱祖国的健康群体。我们要和他们合作，交朋友，决不能隔离与歧视。
中国传统哲学何尝
悖离现代文明
《南》：要让环保观念真正融入全社会，就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哲学思维来支撑。中国以儒道释互补为核心的传统哲学框架里，有很多天人和谐的思想。对于环保观念的推广，传统价值是个很好的资源。但也有人担心，这种思想会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阻力。您怎么看？
潘：环境保护的思想，从哲学层面上讲就是怎样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历史悠久。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理论，都包含了深刻而朴素的包容与和谐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制定了具体的环保“律令”，例如4000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3000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树、烧荒的时间等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这种环境伦理观，对中国现在实行的现代化建设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像有的人担心的那样，这种伦理观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呢？这就要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环境伦理思想，与当今世界的先进潮流是否适应。
且看，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了环境保护的潮流，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进行了不断的反思和批判。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呼吁世界各国共同保护自然环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确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人与环境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等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环境伦理观念，已经逐步成为世界的一种主流思潮。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保护思想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是现代化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更符合全世界新型现代化发展的主流。
“科学发展观”
相通马克思主义
《南》：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最重要部分。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指出，它缺乏两方面的预见性和思考，一是低估了科学生产力的作用，另外它也忽视了大工业对人类自然生态的破坏。对此，您怎么看？如果确有不足的话，我们如何弥补？
潘：说到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的关系，我认为，任何伟人所生活的时代对其学说皆有局限性。比如说“按需分配”的最高理想，就没有充分考虑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当然，真理的追求也是无限的，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与时俱进”的原因。马克思主义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随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愈显中国特色。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符合辨证法。何况，客观地说，虽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但也包含着深刻的自然观。从《马克思传》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年轻时代就专门研究过自然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在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观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十分重视自然生产力，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实质上看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
由于马克思始终把生产劳动看作是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手段，因此，这就意味着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不能离开生产环节而孤立地谈论如何处理废弃物的问题，而应该从生产活动的可持续性的角度出发，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或者将其转换为有用的资源。那么，怎样去实现这种过程呢？马克思强调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里，所谓“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就是指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因为这是协调人与自然冲突的两个出路。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很早就预见并分析了工业革命可能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并对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合理控制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很有信心。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在当今必须进一步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我们今天发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环境观，主要是把马克思所高度抽象的“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的设想具体化，即通过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制定各种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和谐并互相促进。中共中央现在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
我们正在成为“世界垃圾场”？
《南》：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无疑地，人类已成为塑造自然的一股力量。而诸如地球升温之类的问题，已为整个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您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政府应如何更好地与各国展开合作保护地球？
潘：环境问题已是全球问题。任何国家的环境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必然演变成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但有必要指出，现在的国际环保规则并不公平。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不公平尤其明显。
西方国家通过占有世界资源先期完成工业化进程。可以说，他们的崛起是全世界买的单。如今，他们以不足世界14％的人口，消耗着全球80％的能源。他们将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留在环境良好的城市，而将高耗能重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透过一系列国际组织以及衍生出来的法律、条约、协议，控制了全球化市场。当世界粮食大量投放于发达国家喂养畜禽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只能使更多森林草原沦为耕地，更多江河被截流灌溉，更多的土地被荒漠化。即便一时可以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力优势，使GDP得以骤增，引起世界瞩目，但马上就因其能源环境影响而受到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的打压。
《南》：是的，中国现在正遭遇这样的局面。您在多种场合指出过，中国对外开放的20年间吸收大量外资，发展制造业，成为了“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有成为“世界垃圾场”的危险。那么中国的环境问题对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并由此引起了怎样的问题，可以总体上描述一下吗？
潘：中国的化学耗氧量（主要水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我们的酸雨和沙尘暴飘到了亚洲邻国，在跨界河流的污染及开发、跨境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也和别国存在摩擦。
后果是，贸易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不断提高环境标准，严重影响我国农产品、食品、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出口。仅欧盟对机电和家具产品提高的环境门槛，就影响我国每年贸易额约130亿美元。
外交方面，发达国家常把环境问题像人权问题一样和许多重大事务捆绑起来。日本借口中国核试验污染其上空而冻结对华贷款，美国借口中国大众汽车排出有害物质过多，干涉中国家庭轿车的生产自主权。
推动公正的国际环境秩序
《南》：近30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理念：“环境无国界”。它认为，一国内部的环境问题可能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倡议建立对主权国家内部环境问题的国际干预机制。你理想的国际环境秩序是一个怎样的框架？
潘：是的，参与塑造一个公正的国际环境秩序，不仅是我们自身环境的需要，更是政治、经济、外交的当务之急。
我认为，理想的框架首先是构建国际环境补偿制度。发达国家的崛起是因为消耗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环境，理应对此补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唯一在联合国担任常任理事国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利用国际外交、贸易和环境机制，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的国际环境秩序。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条约的履约费用中承担应有责任，以弥补其超额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消耗；我们呼吁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努力提供经济支持，并实现1992年里约大会上作出的无偿转让环保技术的承诺。
其次，必须将公平的环境秩序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金融组织。全球化给了这些国际组织越来越大的权力，但它们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赞助，推广着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制度要求各国承认经济作物种植者的知识产权，却没有提出给那些数个世纪以来为推进植物种群多样性作出贡献的发展中国家农民任何补偿。这是与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相悖的。
在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中，只有不到20%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超过一半的资金都投入了汽车制造、化学品、建筑业等高污染行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受灾国提供了贷款，但条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大量增加出口换取外汇偿还债务。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在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大肆消耗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并发展牺牲当地农民利益的密集型农业。我们呼吁修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减少和国际环境公约条款的冲突；我们呼吁把环境目标和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纳入国际金融机构的规则中去，以控制结构性调整贷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环境损害。
我们还要建立全球环境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全球共有230多个环境条约，但生态状况仍在恶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创下了历史纪录，水资源普遍缺乏，全球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绝。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环境管理机构太过脆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每年预算只有1亿美元，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没得比，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应该与所有发展中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国内工业改造筹措资源和资金。比如《京都议定书》所制定的“清洁发展机制”允许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以及目前在我国已经举行试点的二氧化硫的排污权交易等等。
《南》：具体到当下，你认为中国在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上，应有怎样的对策？
潘：我认为对外，中国应当签署一系列世界环境公约并严格履约。对内，中国要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小康初级阶段”去研究欧美发达国家人均8000美元以上才去实施的绿色GDP，我们要不惜成本开发新能源，推广循环经济。调整人民的生活消费方式，调整官员的发展观与政绩观，重建“亲近自然、人际和谐”的价值观体系，跨越式地向生态工业文明转型。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也不得不如此。发达国家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都比我们好得多，走一段弯路还能回头搞生态经济。我们不行。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环境容量太小。我们不可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我们人均GDP不用到一万美元，到几千美元时就走不动了，就会为环境资源危机付出巨大代价。与其将来如此，莫若今天就不惜血本开始研发新能源，走循环经济道路，并漂漂亮亮负起代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讨还公道的责任。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