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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睿 浙江大学青年学者
管制之下，价格机制从未失灵过，它只是变成了不同形式的利害关系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在北京市顺义区的中国石化顺平高加油站的每根立柱上，都贴着有奖促销的广告，来这里加油的司机，加30升以下油品可以获得手套、打火机、油笔中的任何一项；加到50升可以获得扑克牌、钥匙链中的任何一项；累计加到100升可供选择的奖品有香皂、牙膏、袜子、碳素笔。
紧挨着顺平高加油站的中石油顺兴祥加油站，加油机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保温桶，里面是热气腾腾的豆浆，当车主前来加油时，工作人员会热情地端上一杯。这些奖品都是加油站自己掏腰包买的，目的就是为了拉住回头客。经过促销，加油站的销量比平常高出不少。
据悉，目前北京有加油站1090家，四环以内只有130家，其余的都分布在四环以外，城外的竞争程度明显高于城内。众所周知，竞争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挤压生产成本，提高效率，从而降低零售价格。然而，加油站的汽油零售价格却是国家发改委根据新加坡、纽约、鹿特丹三地的价格制定的，三地行情起落幅度超过上次调整价的8％，才可调价。
至今，北京市的成品油零售价还是以去年8月25日发改委颁布的《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中的中准价为基础的。各加油站在油价方面没有自主权，因此不得不采用有奖促销的销售方式，绕开价格约束，以奖品的形式曲线降低油的销售价格。
价格被管制了，是否就意味着价格机制失灵了，不管用了呢？非也。被管制的只是人眼能够看到的明码标价，而真实的价格可是时时刻刻随着约束条件的转变而变化的。赠送奖品，提供温情服务，举办抽奖活动，对加油站来讲，这些都是“降价”。对消费者而言，为加油所支付的真实价格显然要低于标价。
事实上，在名义价格被管制的情况下，真实价格以五花八门的形态呈现的例子不胜枚举。出于对学子们的照顾，大学食堂（尤其是还没有被承包出去的食堂）里的菜谱很少涨价。前一阵子，肉类价格上涨，食堂就压缩分量，每碟菜里面都少放些肉。
香港租屋管制也是一例。为了照顾穷人，香港政府出台政策，封顶房屋的出租价格。如此一来，需求的旺盛程度是可想而知了。租房的竞争规则是出价高者得，可是房价被管制了，价格怎么高上去呢？房主自然不肯吃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除了租房，我这里还有把破椅子要一起租出去，你们看看值多少？租客们互相瞅瞅，当下心领神会，几百几千地喊起价来，一下子就把椅子地租价炒了上去。
如果说香港的例子比较遥远，那么经济适用房的例子，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为了买到廉价房，人们从伪造年收入在6万以下，到排队走后门，乃至倒卖转手，残酷的现实将廉价房打得破绽百出、左支右挡。禽流感盛行时期政府大量宰杀禽类，广西地区低于市价补偿农民，结果很多人少报禽数，把鸡鸭偷偷地在市场上卖。为了不让农民损失，香港政府出台以市价补偿农民的政策，然而政策实施的前一天晚上，就出现大量进口鸡鸭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嘛，以市价补偿相当于政府买下了农民的家禽，而且是有多少要多少，需求完全没有弹性，能多赚，我干嘛不要啊？
可见，管制之下，价格机制从未失灵过，它只是变成了不同形式的利害关系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标价不能动的情况下，调整供求关系的便是形形色色的交易费用。诸如排队拉关系这类非生产性的活动，消耗资源（体力也是资源），却不利于市场发育和市场运行，是市场经济的成本。
油价管制下，北京市郊加油站推出各种促销活动，虽然不能严格归为非生产性活动，但无疑增加了交易环节和相应的交易费用。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当中不仅包含了油价，还包含了赠品的价格以及人工成本等交易费用（类似于捆绑销售）。如果没有价格管制，竞争相对激烈的京郊加油站，可以采取降价的措施，以价廉取胜。可现在却只能采用变相降价的方式，推出各种服务。
倒不是说加油站搞促销错了，而是说这不是最理想的竞争状态。对于消费者而言，本来可以将省下来的油钱他用，而不是消费豆浆和打火机之类的赠品，因为他用的效用更高。对于加油站而言，如果放开价格约束，让加油站自由选择，既可以降价，也可以搞服务，然后由市场去均衡降价和搞服务在营销中的比例，资源无疑可得到更好的配置。一言以蔽之，发改委要给加油站更多的营销选择，至少长期来看这是无疑的。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