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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通常比较迷信数据，以为精确的数据可以揭示事物的真相。不过，在社会事务中，有时数据往往还可能会遮蔽事实。比如，最近不断有新闻称，培养孩子的成本惊人。有人对上海徐汇区不足千户家庭进行调查发现，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左右，如加上上大学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25万，好吓人的数字。但只需换算一下就可发现，每年的花费不过15000多元，马上就失去了唬人的效果。如果社会学者说，每人一生要花费100万，乍一听觉得惊人，实际上，一年1万多，不过就是目前城市中等人家的消费水平而已。
不幸的是，有的评论却在以这样的模糊数字为基础进行社会批评。比如，上述关于孩子抚养成本的数字见诸媒体后，很多人就据此来批评目前的教育体制。现行教育投入体制确实存在重大缺陷，但上述数字却恰恰遮蔽了最基本的一些事实，并使人们得出不大准确的结论。
以25万元抚养成本为例，它是一个含义不明的概念，除了教育经费，也包括生活消费。就评论家们谈论得最多的教育花费而言，其中既有家庭的自愿投入，也有由于政府投入不足而导致家庭不得不支付的“强制性投入”。而关于家庭教育投入的调查数据，却没有对这两者进行区分，而仅仅根据笼统的数据得出结论：教育投入在家庭可支配支出中所占比重过大，政府应当增加教育投入。
这样的结论乍一看正确，实际却是误导性的。
只要父母将更多家庭收入投入到子女教育中乃是出于自愿，哪怕他们为此而节衣缩食，政府也不应过问。这种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提高子女未来的收入，也会对整个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好处。
惟一应当予以讨论的是家庭的强制性教育投入以及政府投入对这种家庭强制投入的替代性。所谓强制性投入是指，政府规定了一个强制性教育（即义务教育）的目标，但与该目标相比，政府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家庭不得不强制性压缩其他投入，以合乎法律要求，使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根据这一概念，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基本上不存在强制性教育投入。在这些地区，家庭的教育投入或许过多了，但它是家庭自愿选择、权衡的结果，因而，仅仅是个文化问题，也许是个社会问题，而绝不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而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来说，欲承担对教育的责任，首先需要增加这些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解决家庭的强制性教育投入问题，并以政府的公共投入替代它。这个结论其实并不新鲜，是被人们重复了无数遍的。在这里，政府的教育投入没有达到法律所规定的水平，不足以满足少年儿童接受政府所规定的义务教育之基本财政需要，迫使基层政府强制向农民收取各种税费；而在此之外，农民家庭仍需为孩子上学支付沉重的学杂费用。有统计说，在农村，义务教育80%是由农民自己负担的。这个数字才是真正具有公共政策含义的。
不是每一个数字都有公共政策意义，也不是教育的每个问题都需要政府介入。即使某个阶层的人们普遍地愿意每年投入25万元让自己的孩子到海外接受贵族式教育，政府也没有理由干涉。但是，假如农民为了孩子完成政府所规定的义务教育而不得不节衣缩食，或者占大学生人数20%的贫困大学生都营养不良，那才是政府需要面对、并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笼统地谈论增加教育投入，有可能使目前本不合理的教育投入结构更不合理，从而恶化教育不公的局面。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