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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前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内容,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去搞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要想根治这一现象,只有改革。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目标、改革财政体制等一系列体制。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国以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重化工业快速膨胀又直接烧热了中国经济,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发展,引起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的高速跟进,最终带来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的严重吃紧。
重化工业的这种发展到底是超常还是正常?重化工业的这种发展速度主要是政府的选择还是市场的选择?
近日,笔者在网络搜索引擎上敲击“重化工业”四个字,只粗略地翻看几页,就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新闻标题:浙江坚持重化工业定位、重化工业阶段与贵州工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新疆重工化业基地将建成、广州着力发展重化工业、深圳工业将适度重化,重点发展汽车石化装备业、上海有选择发展化工业,成为亚洲化工业高地———而这些新闻的发布时间大都是在2003年、2004年。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做了个节目,采访了十几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每个省在访谈中也都流露出要大力发展工业的意愿。
显然,无论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的政府,还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政府,都将重化工业设定为近几年当地经济发展的重点,而且都在积极地推进当地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
地方政府如果仅仅是把发展重化工业当做是一种战略选择(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对是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国家在配置资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发展战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到当地重化工业的发展之中去,一定会出现问题,一定会使重化工业的发展扭曲变形。
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铁本事件”。铁本原有的投资规模并不大,但是在当地政府的一再鼓励怂恿之下,规模越搞越大,最终超出了自身的能力范围。可以想像,如果当地政府没有直接介入到企业的投资行为当中去,铁本也许真的有可以如期上马投产的一天。
这种事例在全国各地都有。
应该说,重化工业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首先是国际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因此转移的制造业大部分为重工业。而且2004年,由于美元汇率暴跌,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暴跌这一新条件的出现,更显中国不仅商品便宜而且货币也便宜,于是导致更多的外需涌入中国。这些都导致了我国经济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重化工产业取向。
重化工业的发展也的确有其难以克服的自身缺陷。比如,重化工业大都是高耗能产业,它的发展自然会加重我国能源和原材料瓶颈的压力。高耗能产业也会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带来巨大的压力,由于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一些能源产区的大气和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而地方政府直接介入重化工业发展的行为则将这些缺陷放大,再放大。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是市场竞争中的合理现象,新进入的投资应该比先进入的效率更高、素质更优,后来居上、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但是,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如果过度集中,给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害却是巨大的。
就像一幢房子壁炉中的火,重化工业的发展本来是要使房子变得更暖和、更适宜人居住,但地方政府的直接介入,就像在壁炉里的火上又浇了一层油,火一下旺得几乎要烧坏房顶。
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浇这层油?
发展重化工业对当地经济一个很明显的正面影响是,税收上得非常快,GDP也会增长迅速,北京就曾创造过上了一个汽车厂,在200天时间内就增加了上百亿产值、几十亿税收的奇迹。
因此,由于现存的财政体制、由于当前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内容,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去搞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要想根治这一现象,只有改革。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目标、改革财政体制等一系列体制。
想起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的话,一定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记住市场经济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市场来决定如何配置,而不是政府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那么政府要做什么呢?政府要做的是制定游戏规则、改善法律环境,而不是去制定一种要赢的战略。在将规则、法制制定好的条件下,让市场成员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如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和谐发展。
( 责任编辑:周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