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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半年前郑晖接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一职时都算得上是“临危受命”——粮食市场全面放开，使以国有粮棉收储企业为主要贷款对象的农发行几乎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十年中所积淀的政策体制之累，让农发行不得不在巨额不良贷款压力下承担起艰巨的风险防范任务；既是政府宏观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市场经济下运行的金融机构，往往使其陷入履行政策性职责与按银行规律经营的两难境地。
去年，国务院57次常务会议提出，农发行必须首先搞好内部体制改革和管理。今年伊始，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在完善运行机制基础上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拓宽业务范围”。这对农发行而言，无疑意味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农发行的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素以“稳重”著称的郑晖一直出言谨慎，保持低调。在他看来，农发行的形象就应当是“少说话，多做事”。在经过数月调研、摸底，谢绝了多家媒体之后，郑晖终于决定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记者预感到，农发行下一步工作思路已经理清，一系列大的改革方案已经酝酿成熟，2005年将可能是一个“突破”之年。
记者：2004年，农民增收成为经济的一大亮点。这其中，农发行发挥政策性银行职能，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利益，稳定了农村市场。但与此同时，2004年粮棉市场波动之剧烈，以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所带来的阵痛，也是空前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农发行在粮棉油收购资金的供应与管理工作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其根源是在哪里？
郑晖：我觉得去年在收购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保证粮棉油的收购和防范信贷风险之间的突出矛盾。首先，这两年整个粮棉油流通体制改革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粮棉购销、储备企业在以一定的价格收购粮棉以后，只有以高出收购的合理价格出售粮棉，取得企业的正常效益，才能够归还农发行的收购贷款。而市场的粮棉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其中不但有国内的粮棉供求状况，还有国际市场的粮棉供求状况、价格状况，所以国内市场粮棉的市场价格是波动的。
其次，我们的国有粮食企业在几十年的粮棉储备过程中，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各种主客观原因，粮食企业的状况令人担忧，企业本身承受风险的能力比较弱，自有资金很有限，历史包袱非常沉重，所以国家提出粮食企业要改革改制。在这样两个主要前提下，农发行要按照国家政策足额发放收购贷款，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在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和市场变化情况下，保证收购看似容易———我有钱，你要收购，我给钱就行了。但实际上，要按照真正银行来办，贷款要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面前，难度确实非常大。有些贷款当年反映是正常的，很有可能过一两年后，以当时价格收购的粮棉就会产生风险，因为市场的粮棉价格是波动的。如果按当时的价格收购的粮棉，在以后的销售过程中不能顺价销售出去，必然会产生价差亏损。所以，防范风险问题是我作为行长比较头疼和特别关注的问题。处理好这样一个矛盾，确实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粮棉价格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吗？比如去年国家为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出台的最低保护价，是依据什么预测出来的？今年的价格会不会下跌？您怎样估计今年的形势？您刚才谈到防范风险更难了，那么今年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郑晖：去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这个最低收购价政策，是在做了大量的市场分析基础上，通过对国际、国内粮食供求关系进行研究，而且区别了不同的粮食品种才最终确定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去年仅仅限于早籼稻和中晚稻，其他粮食品种都没有制定，因为目前我国粮食短缺的品种，主要是早籼稻和中晚稻。从实施最低收购价以来的情况看，应该说这个政策的制定还是基本符合实际的，目前的购销情况还属正常。
我认为，今年粮食购销市场的情况，取决于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和粮食的质量，以及国际市场的粮食供求情况和价格情况。目前，我国的粮价水平与粮食供求状况基本符合；而且从宏观大局的角度来看，国家去年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但对农民实惠最多的、分量最重的还是粮食价格得到了最大幅度的上升。应该说，去年收购的粮食今年正常的销售不会出现新的价差亏损；去年发放的贷款，今年也都可以通过正常的销售收回。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估计。
至于防范风险，只要是办银行，这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觉得，银行防范风险，除了需要体制机制健全、操作流程合理严谨、各项规章制度和内控措施到位以外，还要有必要的补偿机制。办银行就必然会产生不良贷款，但要把它尽可能地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得到了有效控制之后，企业还要有冲销这些不良贷款的财务实力。在欧洲，商业银行当年冲销呆坏账大概占贷款总额的1.5％－2％，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特别是作为政策性银行，呆坏账率会是比较高的。那么，除了要加强内部管理、控制风险之外，还要有一个合理的、内外部的体制机制的保障，使它有一个合理的财务制度和必要的财务收益，能够把当年所产生的这些呆坏账核销掉，这样它才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际上，除了老的历史挂账外，农发行自身还有1000多亿元的历史包袱，目前尚缺乏这种有效的体制机制去把它处理掉。
应该说农发行在粮棉收购、储备贷款防范风险上，过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今后我们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现代银行的要求做好多方面的工作。
记者：其实，粮食收购越是到困难的时候，农发行的作用才越明显。但是，市场放开和粮食企业改革后，业务范围不断萎缩的确使农发行在发挥政策性职能作用上受到很大限制。今年1号文件提出，要在完善运行机制基础上强化农发行的支农作用，拓宽业务范围。那么，农发行将怎么来实现1号文件提出的要求？
郑晖：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薄弱、后劲乏力，“三农”问题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瓶颈。在解决“三农”这样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上，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在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里，对农业发展银行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我们农发行系统一定要坚决地学习、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的要求，配合有关部门来研究解决农村金融体制和农业发展银行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农发行要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开拓创新，在确保粮棉油收购信贷资金供应和管理不出问题的同时，加大开拓已批准的那些新业务领域的力度，加强营销，改进服务，审慎积极地给予支持。当前主要是要支持好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的合理的信贷资金需求。随着国家进一步明确农发行其他新的业务领域，我们将从解决资金来源到健全内部各项有关管理制度、操作流程、再到严密防范和控制风险各个方面，来履行好国家赋予我们的各项职责，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作出我们最大的贡献。
我感觉，政策性银行区别于商业银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由于我国农业的弱势产业现状，我想，我们的政策性味道不仅不会减弱，还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在当前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中，尤其是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农发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今后的路，可以说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将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同时也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能够理解农发行目前这样一种状况，支持和帮助农发行解决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为农发行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的、宽松的外部环境。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