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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关部门也多次说要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但仅仅是“说归说，做归做”，一些问题总也得不到落实。而非公经济的融资问题和中介服务问题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金融改革和政府改革相配套而行前不久，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有人甚至欢呼“非公经济发展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中国非公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非公经济的发展几乎始终处于明媚的春天里。从统计数据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公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占九成左右，现在则刚刚超过一半，而从对GDP的贡献度来看，公有经济的比重已经不到一半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对此《意见》欢欣鼓舞呢？原因就在于：非公经济中既包含外商投资经济，也包含了民营经济。长期以来，前者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意见》对它来说现实意义并不大；后者享受的则是次国民待遇，人们欢呼与企盼的实质上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在目前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国有企业有政治体制上的优势，外资企业有地方政府给予的政策上的优势，民营企业有经营机制上的优势，表面看是各有千秋。但是，民营企业因为起步晚，规模小，而且备受歧视性体制和政策制约，始终就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发展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使得我国民族企业发展滞后、国民经济出现低效增长。
正因为如此，加速民营经济发展，补长国民经济中的这块“短板”，是促进我国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意见》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从放宽市场准入、完善金融服务、发展社会中介服务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在理论上给予了各种经济成分一个公平的政策、市场和服务环境，使得民营企业可以在同一个游戏规则下与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展开公平竞争，从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随着民营经济的新春来临，结构失衡的经济也将逐步走向和谐：
一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将逐步走向和谐。从改革的方向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分布领域也各有侧重，彼此之间最终应该形成一种互补型的协调发展关系。但由于政治体制上的待遇不同，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挤压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去年，一些地方的民营企业被当地政府强行接管，一些项目在民营企业手中受制多多，而一旦由国有企业接管之后就获得了顺利发展。到了年终，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而私营企业利润则增长甚微。而《意见》的出台从体制上消除了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民营企业家的悲叹有望从此变得越来越少。
二是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发展将逐步走向和谐。这些年，随着改革的加快，国有经济在许多地方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为当地政府官员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就成了香饽饽，成了各地争先恐后“拉拢”的对象。笔者看到，某地政府在年初制定经济计划时提出了全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引进外资，第二引进外资，第三还是引进外资。这种片面强调引入外资的现象并非偶然，即使在上海市，“引入外资”也同样被提升到了“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外资经济对民营经济的侵占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一些投资项目明明民营资本就可以做，但为了完成所谓的“招商引资”任务，当地政府宁愿把它以低价转让给外商。在《意见》的出台后，地方政府的盲目引资热理应有所降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则将占一席之地。
三是城乡经济发展相对走向和谐。长期以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重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最显著，而且是其他一些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4年我国农民的纯收入是2936元，城镇居民收入中可支配的货币收入为9422元，差距为1∶3.2，但如果将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考虑进去，这一比例大概为1∶5左右。从各国经验看，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必须是建立在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由城乡差别走向城乡协调，惟一的途径就是“以工哺农”。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大规模实现农转非，迅速减少农民数量；第二层意思才是加大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反哺力度。其中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迁移最为关键。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民营经济是扩大就业机会的最好途径，上世纪90年代，3／4的新增就业机会就是来自于民营经济部门。
当然，上述分析主要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断。从过去的经验看，在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上，纸上的蓝图要变为现实，总是要走很长一段路。其中，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至关重要：
一是制定配套细则和具体落实问题。过去，有关部门也多次说要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但仅仅是“说归说，做归做”，一些问题总也得不到落实。因而这一次，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一点，因为非公经济的融资问题和中介服务问题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金融改革和政府改革相配套而行。
二是政策的执行力问题。从这几年来的实践看，中央政府制定的一些方针政策在地方上总被打一些折扣，尤其是促进非公经济发展问题，少数政府部门或者地方政府，在非公经济进入问题上常常设置多种障碍，延缓其进入速度。去年，发改委出台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政策，其本意之一是要给非公经济进入一些国有经济垄断领域创造更好的条件，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非公经济进入的难度反而加大了。我们衷心希望，这种事例不要在这次《意见》出台后再次出现！
(作者为中国体改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