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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光彩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13年了，走过13年的风风雨雨，应该说当时肯定有很多很多苦衷。能不能透露一下当时感觉企业在发展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怎样挺过来的？
王玉锁：这个问题确实提的挺好的，但是我需要讲的是企业的不同阶段，面临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企业刚刚初创的时候，可能资金、人才这方面是一个问题，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有的叫第一桶金得到以后，或者说我们原始的资本积累结束以后，这个时候可能就到了第二个阶段，管理是它很大的问题了。第三个阶段可能就是缺项目了，原来干的某一个产业空间有限了，这时项目又是一个瓶颈了，所以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瓶颈，这就需要企业经营者的魄力，一个难题一个难题地解，只有这样才能成长成为一个百年企业。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最开始企业刚创办时也有一些困难，刚开始吸引人才时，到农村地区吸引高端人才就不是很容易，企业当时是怎么做的呢？
王玉锁：企业初期的时候，如果是刚刚开始，我估计去欠发达地区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发展的考虑。比方说在那边找到更合适的机会，做农业项目、牧业项目可能更好发展。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优势互补了。在发达地区请到人才然后到欠发达地区来搞产业，可以这么解决。
主持人：王总呢。
王翔：企业的发展酸甜苦辣也是太多太多了，我想只要我们把握住、不浮躁。现在有一句话叫做不浮躁、不急功近利，你还是有办法的。像我们企业搞了20年，我想说这么一句话，昙花一现多了，铁树就显得珍贵了。急功近利多了，气定神闲就显得比较宝贵。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自己，三个字，一个是诚，诚心待人、诚心做人。第二就是灵，就是要善于把握机遇，要灵活，要与时俱进，要把握得住。第三个就是勤，包括我们创业之前的起早摸黑也好，现在也要保持勤俭、勤奋，要像如履薄冰似的，这样有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
于果：企业有一个说法叫做“1358”，就是说有一个统计，60％的企业只能存活一到三年，一到三年可能就办不下去了。20％的企业可以存活三到五年，能够存活到三到五年又办不下去了。企业成长到第二个阶段就办不下去了。还有20％左右的企业能够成长到五到八年，能够成长到第三阶段五到八年的企业，通常来讲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到了八年以后怎么办？这通常成为第二次创业。第二次创业当中能不能挺进、继续发展，这也困惑了很多的企业家。像王总企业办的都是比较长的，但是不管是发展初期还是发展到今天都会有不同的困难，有些是国家政策方面的，虽然现在非公有制有36条，但是36条真正要落实起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这条路每个省市的发展情况、每个产业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作为企业家是希望有一个公平、好的环境，这个环境也呼唤产生更多的企业家。因为和平年代需要更多的企业家，企业家是和平年代的英雄，企业家也是主宰和平年代的人，所以别看企业家很风光，但是为什么企业家往往衰老的很快，企业家为什么不被别人理解，也有很多事情不好说。要是跟我们来聊，一对一地来谈可以，但是要把自己的酸甜苦辣说给大家听，好像也比较难。因为有时要谈三天三夜也谈不完，里面有很多惊心动魄，有很多“决战”前夜的苦恼。一旦项目上去了以后，又有懊恼了。所以你看民营企业家往往心态能够经历百战，但是也是千辛万苦的，他付出的远远比这些多。很多企业家已经可以一辈子不干活了，但是一有一个什么好政策、好机遇，他是满怀激情、满怀希望全身心地投入了，这恐怕是值得提倡的。我是希望广大网民能够用自己的平常心体验民营企业家的酸甜苦辣。
主持人：民营企业现在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这几年经济的发展主要都是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但是在和谐社会里也有一些不和谐的生活。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对民营企业家有误解，社会上还存在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而且有些人对待民营企业家，觉得资本原始积累用了不太合适的比喻，比如说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三位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翔：原罪论本来是宗教的概念，就好像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移植到民营企业家来讲，好像是说民营企业家一出身，第一桶金就是不干净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我觉得这是一种偏见。民营企业家，比如说我，我就是一个农民工，我就是一个做油漆匠的，我是提着一个油漆桶，一刷子一刷子刷出来的。我记得香港报纸有一个对我的报道，十多岁独闯江湖，油漆刷刷出百万富翁，那是87年，香港《文汇报》，那时大陆的报纸还不会有这样的标题。那时我就是一百万了，我说我们做油漆匠是白天给公家干，晚上要给私人干，晚上回家骑的自行车，倒下就不想起来了，就想睡下了，是这样辛辛苦苦的来的。所以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个辛酸史。当然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整个改革开放各种政策的不配套，也有一部分人利用一些机会、利用一些办法，也可能有权钱交易，应该承认有这样的事实。现在我们提出共产党里的官员也有贪污腐化的，我们是不是说共产党就是坏的？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光荣、伟大。民营企业家里是有一些权钱交易，有一些受贿的，所以就不能否定民营企业家。有些时候是不给钱这个事就办不成，你说是怪这个民营企业家还是怪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不配套？很多问题还不是很规范，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想把这个事情办成，有时要有一点灵活性。有的时候要有一点歪门右道，有时要踩点儿红线，不能因为有这样的人否定了民营企业家这个阶层。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它就是大锅饭，大家干好干坏一个样，国有就是大家有。民营企业产权清晰，这个企业就是我的，是我的东西当然我要认真对待了。所以民营企业家是千辛万苦的，自己通过诚实劳动来努力挣的钱，不但与时俱进，而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还是要回报社会。
王玉锁：王总刚才讲的非常好，在这方面我没什么补充。这里我想讲一个观点，现在大家都在倡导一个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绝对不是说哪个阶层和哪个层面的妥协才成为和谐社会，而是共同理解、共同进步，这才叫和谐。所以刚才王总讲的那些问题，确确实实在社会上这种情况很多，基本上他也道出了民营企业家发展的艰辛过程。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应该倡导创造社会财富光荣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只有在这种氛围下，我们才能真正尊重财富、才能真正尊重创造财富的人，我们的社会才能共同发展，才能使我们创造财富的人回馈于社会、回馈于一些低收入人群。也只有有了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低收入人才能成为高收入的人，我们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于果：仇富现象有，小到一般的仇富心理，大到谋财害命，这都是社会转型时期变态的、扭曲的一种社会现象。为什么会有仇富，当然可能是他认为他过的不好，你过的比他好，是不是他过的比你好就侵犯了你的利益呢？这不一定，这恐怕跟教育有关系。仇富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但是中国比较多一定，比较普遍一点。有时像一些民营企业家其实过的也比较清贫，不要看着他有一个好房子，有一部好车，你仇富他，这个心态本身不对。我认为都要有一颗平常心，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有仇富心理笑笑而已就行了，不要付诸于实际行动。
网友：目前你们的学校已经成为江西规模最大的民办大学了，我想知道您当初办企业时，眼光跟机遇哪个更重要？
于果：恐怕眼光更重要。首先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这是一天两天培养不出来的，像我们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其实就是对眼光的一种学习培训，通过学习、交流、了解，觉得对未来的事情看的比较远一些。可以看到三年五年，甚至可以看到二十年，这就是眼光，就是我们的战略所需要的。如果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眼光，或者说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眼光，就不可能下决心。即使有机遇你也抓不准。
王玉锁：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
于果：我说要有眼光，另外还有王总说的要沉得住气，任何事情都有波折，沉住气这个事情就会有改变，就跟股票一样，就上来了。也有困难的时候，有春天，也有冬天，秋天就有收获了。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来讲要有比较好的眼光，这个眼光在于学习、在于思考、在于思索。机遇来了以后，适合自己的要去抢。
主持人：于院长您当时是怎么看到教育业是很有前景的？
于果：在十多年前我们都有体会，十多年前上大学，因为录取率很低，它是金字塔的，很好很好成绩的人才能上大学，大部分人都上不了大学。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学校少。学校少那个时候政府刚刚允许试办民办学校，小平同志讲的教育也可以放点儿步子，就出现了一些民办学校。这时很多人说你去投资民办学校肯定是血本无归的，不如去投资点儿别的，这就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也不是说我那个时候有长远眼光，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好，但是是好的一种，就选下来了，慢慢地由外行变成内行了，没有当过校长，也没有搞过教育产业投资，慢慢地就逐渐成为内行，逐渐成为专家，逐渐逐渐地成为一个企业教育家。然后决心就越下越大，进步越来越快。
主持人：谢谢。王总怎么看企业家眼光跟机遇的问题？
王翔：刚才讲了，眼光比机遇重要。因为你没有眼光看不到机遇，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眼光就是准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比如改革开放这个机遇是公平的，现在为什么有的人就成功了，有的人还没有成功呢？有的人正在成功，有的人不但没成功，连饭都吃不到，而且看到别人（富了）还仇富。所以眼光就是准备，随时随地的准备。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时刻准备做。时刻准备做就是你要学习，这就是准备。机遇就跟火车一样，“咚咚咚”地往前开，铁道游击队就抓的上，你就抓不上，这就是机遇。当是有的人好高骛远，也不行，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该抓的就得抓。
主持人：想办法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王主席当时的眼光可是了得。
王玉锁：我认为我现在的成功还是基于幸运。刚才主持人提到对眼光和机遇的看法，我自己没有太多的看法，但是我想起两会期间温总理参加我们经济组、农业组和工商联派了十个代表的联组讨论，温总理当时讲了一句话，“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这句话讲的非常好，要想这个企业发展，能够做百年，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战略。要没有战略的话就天天像没有头的苍蝇，乱碰。这个机遇其实就是需要眼光，得通过眼光来分析你的战略。第二搞企业我非常同意王总和于院长讲的，一定要脚踏实地，一定要务实。现在民营企业大浪淘沙，最终大家的落脚点还是搞实业最安全，所以现在有一种实业论。失于傲就更好解释了，不管现在的民营企业还是经营者，还是一些成功人士也好，如果你想未来发展永远应该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谦虚的行为，这样你才能够真正使企业常盛不衰。
主持人：现在我们国家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贫困人口也不少，三位觉得目前的贫困差距应该如何缩小？
于果：这也是和谐社会执政理念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大力发展中产阶级，加强个税调整。光彩企业的本意也是这样的，先富带后富，要把一部分没有富起来的人带进来，共同奔小康，贫富差距是不能太大的，贫富差距的人口也不能太多。这些如果处理不好对社会的矛盾会加剧，我们也很担心，在GDP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之间，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时候社会矛盾的增加。很关注这个问题，要大力发展生产，发展好生态，要让一些贫困的人尽快脱贫，也要让一些好的企业去帮助一些贫困的企业，先富起来的人去帮助更多贫困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谢谢。
王翔：我对这个问题是这么看的，贫富差距目前是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杀富济贫，如果这样的话是搞不成的。我感觉还是要用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效益为先，首先要讲究效益。不管是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是整个社会的舆论范围，都要鼓励大家创造财富，讲究效益。这是第一次分配。在讲究效益的过程当中，作为我们，通过我的诚实劳动、通过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企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企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第一，给国家创造了更多的税收。第二我们也更有本钱来做好事。企业创造更多的税收以后，向国家交更多的税，国家有了这个钱就能够搞低保、扶贫、办公共事业，就是兼顾公平了，这就是第二分配了。过去的平均主义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社会本身就应该有差异。当然刚才于院长讲的很好，要逐渐地把这个差异缩小，但是永远要有差异。如果因为这样的问题，不要有差异了，就又成大锅饭了。我们国家的遗产税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结论，遗产税也是一个调节手段了。现在已经有个人所得税了，要兼顾公平。遗产税就是要讲究效益，要鼓励像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你现在是百万、千万、亿万，最好是百亿。百亿只是一个符号，因为你的消费是有限的。你吃也好，喝也好，穿也好，你的消费是有限的，而创造精神是无限的，这个无限就是效益。如果说抹煞了这个东西，这个社会肯定就不得进步了。现在我们搞光彩事业，我们异地兼顾，国家在进行第二次分配时就讲究公平了，这个原则，包括十六大的报告。十六大报告还是要坚持效益为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王玉锁：两位都讲的很好，确确实实这种社会的差别是一种常态，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也有一个剪刀差，所以现在有这种差距，特别在转型期有这个差距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差距也有它的特点，分析好了之后，对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我也想谈一点我的看法。首先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家不要看差距多大，而应该看总量。或者说应该比较一下到底是富的人多还是穷的人多，富的人占多少。咱们中国现在的差距是富人太少，穷人太多，不是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按照王翔刚才讲的，现在真的杀富济贫的话，把富人都杀了，也济不了贫。所以大家不要在这方面来争论，整个社会应该建立一种创造财富光荣的氛围。这是一点。
第二点，民营企业的发展，鼓励富人更加富裕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富人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在创造财富的过程至少达到两点社会效果，第一，就业会更多。就业多我们的低收入人群就越来越小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更好了得到了提升。第二，财税。富人增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积累财富的过程。反回来就像王总刚才讲的进行第二次分配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和谐起来。所以最终和谐的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社会。
王翔：我再补充说一句，刚才王主席说的非常好，现在是富人太少，穷人太多了，你把这几个富人杀掉了，也补不了这么多穷人。所以还是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整个富的过程中，先富带后富。大部分人富起来再帮小部分穷人。我再说一个数，中国那么多富人，大家都觉得中国富人好多好多，中国那么多富人加起来还抵不到美国一个富人的一半，所以现在不是富人多了，而是少了，穷人多了。今天我们讨论光彩，就是动员，我们愿意通过光彩事业来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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