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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差不多每5个人中，有2个不是中国人就是印度人。单是中国的人口就比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因此，这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它预示着，欧洲人及其殖民地傀儡长达5个世纪的统治行将告终。
过去25年中，中印这两个大国的经济表现如何？两国经济为何几乎在相同时间开始加速增长？为什么中国迄今的表现比印度好很多？两国是否都会继续快速增长？印度甚至会不会赶上中国？如果我们要了解明日乃至更遥远的未来，就必须研究这5个问题。
2050年前，印度的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持续上升
让我们从已经发生的事说起。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两个亚洲大国远远落在快速增长的西欧和北美经济体后面。1820年，中国的产出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共同国际价格衡量)，印度则占16%(见图表)；到20世纪中叶，中国占世界产出的份额是5%，印度则占3%。
20世纪40年代，这两个大国赢得独立，印度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而中国成为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然而，尽管两国政体不同，但它们都奉行类似的经济理念。19世纪与帝国主义接触的经历对两国造成了创伤，两国领导人都担心再次成为外国经济利益的附属品。两国都认为，资本主义既不公平又缺乏效率。结果，两国都实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对社会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追求以失败告终。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都未能开始恢复自己的历史地位。但自那以后出现了一次转型。两个经济体都踏上了从国家控制走向市场、从自给自足理想走向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两国都开始追赶全球一些领先经济体。但中国一直比印度做得好很多。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个大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共同国际价格衡量)差不多，都大致相当于美国的20分之一(见图表)。但到去年，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已达到美国水平的15%，而印度大致相当于中国水平的一半。
如果说两国都做得不错，那么中国要出色得多。1980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而印度的年均增长率为5.7%。中国的实际人均GDP(按不变国内价格计算)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上升得快，而印度则在增速方面排名第9位。按共同国际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此期间上升了300%，而印度则上升了125%。
中国经济于1978年开始起飞，自那以后，中国的人均GDP相对于世界领先的美国开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与日本在1950至1973年间、台湾在195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在1962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增长几乎完全相同(见图表)。但中国的起点要低得多。如今，相对美国的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韩国在1972年、台湾在1966年和日本在1950年前的水平。因此，对中国来说，追赶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
印度则处于更早阶段。印度人均GDP向美国水平靠拢的速度不仅慢于中国，而且仍远远落后于中国。相对美国的人均GDP水平，当今印度相当于1986年的中国。即使以绝对数字计算，印度也仅相当于中国在1993年的水平。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两个大国的经济在几乎同一时间开始加速增长？大致回答是，两个国家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转变的理由几乎一样：当时两国经济的表现都很糟糕。
随后，两个大国一方面都能利用各自大量的勤劳人口所产生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能利用与世界领先经济体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距。
从中国的情况看，改革方向相对来说保持一致，而且管理得相当好。印度则不如中国。一段半心半意的改革在1991年以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告终。这一危机转化为机遇，使当时的财政部长(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领导实施了一系列大胆改革。这场改革在90年代中期结束，而经济加速也随即停止。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也是最耐人寻味的问题：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业绩(至少迄今为止)优于印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认识两国经济战略上的差异，还要认识两国政体上的差异。
两个国家都是伟大文明的继承者。但中国的文明无法与国家政体分开，而印度的文明则无法与社会结构分开，尤其是不能与种姓制度分开。
这一差异贯穿两个国家的历史和当代表现。正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德赛勋爵(Lord Desai)所指出的，“对印度来说，问题(是)在多样性中达到和谐统一”。但中国则是一个“一元化的强势政体，可以坚决追求一个单一目标，并在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动用资源”*。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些政治和社会差异可以解释两国发展战略的不同之处。中国基本上复制了其它东亚国家的成功故事，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较弱，而其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高于日本和韩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以下因素：高储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基础教育普及、快速工业化、日益解除管制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一个向国际开放且有竞争力的经济体。
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中国大不相同，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以服务业为基础，而且显然未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储蓄率和基建投资都远低于中国。工业化几乎尚未开始。文盲率高，而另一方面精英教育又很发达。印度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是世界上受监管最多的市场之一。各种法规和相对严格的进口屏障仍制约着国内市场的竞争。
中国已经接受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印度欢迎经济增长，但试图将社会动荡降至最低限度。中国政府视发展为目标，并将其视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印度政客则将组织利益的代表性视为目标和他们合法性的基础。中国的政治是发展式的，而印度的政治仍主要是庇护式的。
有鉴于此，我们来考虑两个大国间的一些对比(见图)。
2002年，中国国民储蓄总额为国民总收入的44%，而印度仅为22%。
2002年，中国商品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而印度是21%。
2003年，中国创造了5.8%的全球商品出口，成为全球第4大出口国，还创造了2.6%的全球商业服务出口，成为全球第9大商业服务出口国。印度只创造了0.7%的全球商品出口，列第31位；并创造了1.4%的全球商业服务出口，列第21位。
2001年，中国加权平均关税从1992年的35.6%降至12.8%，而印度从1992年的70.8%降至28.4%。
2003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5015亿美元，而印度仅为308亿美元。同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为535亿美元(占资本构成的12.4%)，而印度为43亿美元(占资本构成的4%)。
2000年，印度的总体文盲率为35%，而中国仅为6%。1999/2000年，印度儿童中只有47%接受了5年制小学教育，而中国的这个比例为98%。
以实际价值计算，目前中国的基建投入是印度的8倍。中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印度的3倍多。
1996至2002年，中国电信领域的私人投资为130亿美元，印度为92亿美元；而在能源领域，中国的私人投资为143亿美元，印度为75亿美元；在交通领域，中国的私人投资为159亿美元，印度仅为23亿美元。
1990至2002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每年增长3.9%，而印度为2.7%；中国服务业每年增长8.8%，而印度为7.9%。但中国的工业增加值每年增长12.6%，而印度仅为6.0%。
在中国，务农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68%降至2001年的45%，而同期印度的下降速度比较缓慢，从67%降至59%。
印度的合并财政赤字占GDP的9%，而中国则低于4%。印度公共部门储蓄占GDP的比例一直为负3%，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例是正1%-2%。
在印度就业人口中，正规行业雇佣的人数所占比例不到10%，其中仅有三分之一是在私人部门。中国现代化产业雇佣的劳动力至少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
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中国的增长一直远远高于印度。中国不仅储蓄和投资比印度多得多，而且在利用全球经济所赐机会的程度上，也远远超过印度。中国人也更有技能，所实行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更为深刻。
但这将把我们带入第4个问题：这两个大国将继续如此快速地增长吗？它们肯定可以。快速增长的潜力取决于它们同世界领先国家在平均生产率上的差距，以及制度和政策上的质量差距。
关于前一点，如果中国复制日本或韩国赶超美国的表现，那它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再增长30年。
就后一点而言，国际透明度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中国的腐败状况排在全球第71位，比第90位的印度稍前一点。在200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中国排名112位，而印度排名118位。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投资环境和“经商(doing business)”指标显示，中国和印度的商业环境都存在问题，而在印度，法律拖延和政府机关傲慢造成的障碍比中国略微严重些(见图)。
简而言之，两国的制度和政策质量都很糟糕。但这也表明未来有大幅改善空间。不良制度既是制约也是机会。
现在来考虑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印度能赶上中国吗？这取决于两国的表现。中国增长的主要内部制约是制度性的：缺乏法治，导致产权不明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以及金融体系存在严重弱点。这些缺陷的重要症状，一直表现为依赖国外企业和香港这个离岸金融及法律中心。
在这些缺陷背后，存在一些意义更为深远的东西：不大可能适合一个日益成熟的经济体和社会的政治体系。从一党政府向更民主政体的政治转型可能会有问题。中国制度性缺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在资本利用方面缺乏效率。如同我在其它场合所指出的，相比其它快速增长亚洲经济体的相同发展水平，中国的投资率一直要高出很多，但增长率却并非如此**。这里的原因，部分是如此庞大的国家所需的基建投资规模太大，但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事实：在1993年至2000年间，60%的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竟有高达40%的现有贷款被认为是坏账。浪费的规模可谓惊心动魄。
中国不仅面临国内诸多挑战，还有可能受到外部制约。中国在出口市场的非凡成就一直是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既然中国是全球贸易中如此庞大的参与者，并且其自身经济已然如此开放，那就很难让人相信，这种出口强势能够持续。
不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未来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但很有理由相信，中国至少将再快速增长20至30年。这将需要持续且痛苦的改革。但在中国的决策者们看来，如果选择让经济动力放缓，那一定更加糟糕。
如果中国经济确能保持高速增长，那么印度能与之匹敌吗？印度前高级公务员维贾•科尔卡(Vijay Kelkar)已经很好地表达了他的乐观看法***。科尔卡先生认为，印度的政治稳定性、牢固确立的民主、相对高效的金融体系、日益深化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供应环境等，都有力地预示着未来增长。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印度人口构成产生的效益更好。与中国不同，2050年前，印度的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持续上升，同时其劳动力质量也在改善。随着生活水平改善且子女抚养比率下降，印度的私人储蓄率将继续提高。最后，自1980年以来，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势头一直相当良好，全要素生产率(每单位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产出增长)每年大约提高2%。
但印度也有诸多制约。公共部门的负储蓄大大限制了资本构成。尽管政治和法律体系发展良好，但仍然臃肿、低效率。政治上缺乏对发展的关注。此外，迄今为止，需求上升一直未能赶上日益增加的劳动力供应。结果，过去10年中总体就业率每年仅上升1%。识字率还是太低。也有证据表明，从1996-97年以来，每年的趋势增长率已放缓至6%以下。
加快印度经济增长当然有可能。但那需要大幅提高储蓄和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显著加快工业化。
那么世界应该对这两个亚洲大国有何期望呢？合理的回答是，两国将继续保持迄今的发展模式。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进行精彩的分析后归纳了一个观点，“如今就是印度和中国的时代”****。这没错，尽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以中国而不是印度为主。德赛勋爵以类似的口吻得出结论，“中国将再次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印度或许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正如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的阿尔温德•维尔马尼(Arvind Virmani)所指出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5年，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两个大国的崛起将对全球资源需求、经济重心，以及实力均衡产生巨大影响。适应这些变化总是很难的。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很有可能构成一个最大的挑战。
**《为何中国增长得如此缓慢？》(Why is China growing so slowly?)，《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2005年1月/2月刊；
***《印度：驶在增长的高速公路上》(India: on the Growth Turnpike)，2004纳拉亚南演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2004年4月27日。https://ecocomm.anu.edu.au/nieb/KRNarayananOration2004.htm；
****《印度与中国：新亚洲之虎》(India and China: New Tigers of Asia)，2004年7月；
*****《经济表现、大国潜力和全球治理》，(Economic Performance, Power Potential and Global Governance)，www.icrier.org。
作者简介：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是《金融时报》的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和首席经济评论家。他对全球经济有着精辟的深刻分析，获得了国际上各界广泛普遍的承认赞赏。最近，在他荣获2003年度“最佳商务记者奖”评奖中，他获得了其中的“十年杰出成就奖”等殊荣。沃尔夫先生197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然后，他到世界银行任职工作，并于1974年出任世行资深经济学家。1999年以来，他一直是每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成员。（《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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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雨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