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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金融中心城市上海，投身股市与楼市之命运两重天在这十数年间可谓昭然，而这样的情形并非上海的专利。
在具有炒家传统的成都，同样的情形亦在发生着。今年3月初成都某大报的一则报道说，成都有人居然5点半就在银行门口排队，为的是购买今年的凭证式国债，年息是3%多一点。一个上午，4亿多国债被抢购一空，由于分布不均，许多赶早排队的人居然也空手而归。
这个城市的炒家曾经全国闻名，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红庙子股票自由交易市场就曾名噪全国，在一条百十米的街上，成千上万人，买了又卖，卖了又买。好像没有早上5点就来买卖股票的，倒是晚上9点还有人在昏暗的路灯下讨价还价。
许多年以后，有人将红庙子比作美国梧桐树下的股票交易中国式翻版，在后来的好几年里，腰包并不鼓胀的成都，居然成了全国股票交易量第三大城市，居然名列北京、广州等城市之前，这让成都的官方和民间都得意了好几年。
这种耍钱的热情一直持续到1999年的“5·19”狂飙，那时股市赚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随后的一年多里，虽然指数还在涨，但是股民已经很难赚到钱。
到了2001年6月，股市在这里彻底见了顶，再不回头，一个劲地往下掉，也不管这几年的GDP年年高增长，也不管有多少成长性的资金往里扎，也不管谁出来讲话，就是一个字，跌。于是，当年成都耍股票的人多数就遭了殃，不但从股市里赚的钱全部如数归还，后来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搭了进去。
成都炒房族的命运则与炒股者相反，当年在一环路以内千元每平米的房子早已成了绝版，而相当于上海“浦东”位置的房子则在3年里上涨了200%甚至更多，川西盆地中惟一的成都平坝成了所有向往都市生活或者为生活计不能不在大城市中厮混的几千万人心仪的地方，房子上涨是必然的事情。
实际上无论东西南北，投资股市与楼市的人的命运大抵如此。这与个人的智商无关，到底与什么相关我们可以静心思考。
2001年，当吴敬链老先生公开指出股市是赌场、而且是没有规则的赌场的时候，许多善良的人将股市的下跌归咎于吴老先生的“乌鸦”嘴，而许小年先生的千点论更被千夫所指，据说两位的寓所还曾经遭受过砖头之类的袭击，而在网络上扔向两位的板砖则不记其数。
4年过去了，千点虽然未见到，但对于沪深股市的大多数股票而言，早已在千点以下，按平均股价和市盈率计，1187点的6年新低对应的指数大约在600点上下。
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股市问题的同时，呼吁从根本上解决股市深层次问题的声音日高。在最近的全国“两会”上，多达10位以上的代表委员提出了关于解决资本市场根本问题的提案以及建议，这种声音得到了一致的响应，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高层领导回答记者的提问也再次表达了解决股市根本问题的决心。
但是，股市仍然在“两会”结束后暴跌，受伤最深的仍然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已经有媒体报道上海一中心楼市被炒高到20000元每平米，成都的“浦东”--华阳的地价也上冲3000元每平米，没有几个闲钱的中小投资者是不敢轻易下注的，剩下的也只有年息3%多一点的国债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味。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股权分置和诚信危机等问题，股市的明天依然阴云密布，投资者的身家依然会大幅下跌。难道下决心解决股市的根本问题就这样难吗？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深入，有关部门征集到的相应方案达千套，在笔者看来，其中很多套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并不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智慧，只是缺乏解决问题的勇气。而现在，这个问题该得到解决了。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