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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2001年6月，中国第4任证监会管理班子上任时的中国证券市场总市值5万4000亿人民币，而到今年1月初市值总额为4万亿，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万4000亿，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什么原因？邵道生提出了他的“一家之言”。
（一）近二年的证券领域发展如何？四个字：“不近人意”。
大盘从2300多点被砸到1300余点，深沪两市自2001年6月以来，蒸发了6000亿市值，不仅股民损失惨重，而且券商也叫苦连天，据一家证券公司的负责人的“估计”：去年每家证券公司的平均亏损数额在4亿元左右，估计券商行业的整体亏损将在400亿元之间。股市之惨跌当然影响了社会从股市的融资，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统计显示，2002年我国企业通过股票市场共计筹资960.41亿元，其中再筹资额比2001年下降56.8%，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当然是一个很不好的“利空”。
于是人们纷纷去问：“这是为什么？”的确，若是中国经济宏观面不好，泡沫严重，或是主管层就是不想让证券业发展起来，尽出利空政策，也许大盘跌得还是有理由；然而，这些理由根本不存在，中国经济宏观面是世界一枝独秀，监管层面对大盘单边走厎，煞费苦心地频出利好政策，然而一点都没有用，大盘照跌不误，而且是惨不忍睹。
（二）谁应该对这种现象负责？
于是以下一种声音便强了起来：“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为代表的‘海归派’应对近两年来股市的持续下跌负有一定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不切实际地国际化，最终导致了三个‘搞垮’（搞垮证券市场、搞垮券商、搞垮投资者）”……
将市场下跌简单归之于主张强硬立场的“海归派”，是不是公允？
“加强监管就是打击股市”，这样看问题的方法是不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
“与国际社会接轨”，是不是就是搞垮证券市场、搞垮券商、搞垮投资者？
若是问题果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简单，那么就让那些主张“本土化”的人士去执掌证券业好了，结果呢？可能会将证券业搞得更糟。
（三）“海归派”主张的“强化监管”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我们社会中的一些“明白人”在这个问题认识上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常识性的错误”。
若是现在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如今社会如火如荼开展的反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我想人们一定会对发问者的心智是否正常产生怀疑。因为只要稍微头脑正常的人就会明白，反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绝对是“利好”。为什么？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 。而如今呢？根据近几年社会反腐败的特点，中国政府有条不紊开展了对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
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极有成效，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地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就是沾了打击走私之“福”。此外，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9万余件，结案78万余件，给予党政纪处分78万多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1亿元。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就是对权力者的“强化监管”，既然反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如此的“利好”，那么，“海归派”的“强化监管”对中国证券业的发展又怎么能是一个“利空”？！
中国的一些“大学问家”的“学问”已经大到了对一些“常识性问题”都要产生疑问的程度了！
（四）若是将“海归派”主张的“强化监管”放到“三个代表”思想中去思索……
2002年的中国股市的确掀起了一场“监管风暴”。以史美伦为代表的“海归派”在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的确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而且也的的确确查处了一批诸如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银广夏案及三九集团等证券领域中的重大违纪违法事件，一些媒体将自她上任后查处的这些事件称作十年中国股市的“空前绝后的大手笔”。
问题是：“海归派”这些查处究竟应不应该？是太早了、太急了，力度过分了？还是太晚了、太慢了，力度还嫌不足？
问题是：“海归派”们的查处究竟是代表了谁的利益？究竟是损害了谁的利益？
现在大家不是都在谈“三个代表”吗？不是各个领域、各个工作都要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吗？若是将“海归派”主张的“强化监管”放到“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中你就会发现，“强化监管”代表的正是广大中小股民的强烈愿望，正是众多守法券商进行合理竞争的迫切的要求，正是一个健康证券市场最为需要的游戏规则。
所以，与“三个代表”思想一对照，将“海归派”的“强化监管”结果归之为导致“三个搞垮”：搞垮证券市场、搞垮券商、搞垮投资者”，就显得十分可笑、滑稽和荒唐，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这一“理论”还很有市场。
这倒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啊！
（五）“海归派”的“强化监管”究竟损害了谁的利益？
“海归派”的“强化监管”究竟针对什么？管的是证券领域里存在的无序、混乱，管的是多年来证券领域中存在的层层黑幕，所以说到厎，“强化监管”损害的是证券领域中的“特殊群体”的利益，用社会上时髦的名词来说，它损害的是“既得利益层”的利益。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现在，说在中国的高层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既无事实，也无可能，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之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证券领域中这个“既得利益层”是不是存在？
先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经济学家邱晓华曾经说过的一个资料：“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实行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和贷款价格的“双轨制”，让“特殊群体”享用了价差带来的6000亿元财富。”
在八十年代“6000亿元”能造就多少个平民百姓望洋兴叹的“富翁”？所以，说这个“特殊群体”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客观存在，恐怕是无需多费笔墨就能为人们认可的。
这个“特殊群体”是些什么样的人？主要是当时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各级干部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致富所用的手段主要还是权力腐败，而且主要还是在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所以，在证券领域就存在着一批“食利层”，存在着一批“暴发户”，这是无需论证的事实。他们弄虚作假，翻手云雨，兴风作浪，无所不为，为的是什么？二个字：“暴利”。这个“获利层”的存在，是整个证券领域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证券领域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
所以，“海归派”的“强化监管”最终损害的是证券领域中早已存在的“既得利益层”的利益，是这个“特殊群体”对“海归派”的“强化监管”持本能的反感、抵触、敌对。
（六）“利益纷争”在一定条件下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
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2002年曽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社会的“故事”：一篇600字的短文击溃一家具有神话色彩的公司。为什么一个“光屁股的蓝田”能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神话”？就是靠腐败，就是靠蓝田股份前董事长瞿兆玉同各大银行一些负责人之间的“只有一根电话线的距离”——高额的回扣使他能从银行弄到30亿巨额贷款，于是只要稍具金融知识就能看出其中问题的“众位行家们”齐刷刷地患上了“集体失语症”，然这个蚂蜂窝却被“不知好歹”的弱女子刘姝威捅破了，“蓝田神话”破灭了，它虽然让国家、股民少受了损失，却是从根本断了以瞿兆玉为代表的“食利层”的生路，所以，这股势力敢于杀上门去乱吼乱叫，敢于在起诉书中要刘姝威“公开赔礼道欠，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所以，这股势力敢于说刘姝威断了蓝田公司的经济命脉，要她注意自己的身家性命，敢于发电子邮件恐吓，说“案件开庭之日就是你的死期”……
“600字的故事”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在证券领域不“强化监管”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二是在一定条件下因“利益”而引起的“纷争”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
所以，对证券领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是应不应该管的问题，而是管得太迟、太不力的问题。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证券领域中的“获利层”已经成了“气候”，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隐性力量，他们当然不会轻易将已经获得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拱手相让，他们当然不会让其中的黑幕暴露而将自己送上法律的审判台。不反腐败，国家要亡、党要亡；而反腐败呢，对腐败分子来说，人要“亡”、家亦要“亡”。
所以对双方来说，腐败与反腐败都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所以，社会的反腐败斗争进行得如此之艰巨、如此复杂、如此悲壮，社会的反腐败斗争是如此，证券领域里的反腐败斗争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所以当财大气粗的“食利层”得知中国高层下决心整治证券领域，并付诸实施时，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便下定决心要与高层的这种“强化监管”行动较量一番：你要监管，我就用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去砸盘。
属于“海归派”的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查处了诸如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银广夏案及三九集团事件等很有影响的案件，可以称得上是十年中国股市“空前绝后的大手笔”。
而在这个过程中“既得利益层”也决不是坐以待毙，你越坚持，我就砸得越狠，即使利益暂时受损也要这么做。过去是“集体无意识”，而如今呢，则是“集体有意识”，虽是无统一组织，却是高度的“统一意志”，而其目的，是为了让股市混乱，造成整个股民的恐慌心理，使你无法强化监管。所以，每当监管措施出台，我们的大盘却是应势而落，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强化监管”好不好？好！“强化监管”应该不应该？应该！“强化监管”只能使证券走向有序，只能保护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怎能是“利空”？就像国家严厉打击腐败一样，祸国殃民的腐败分子被一个个揪了出来，大量侵吞国家资财的蛀虫被清理出去，江山不会变颜色了，人民的利益不被侵吞了，经济建设有了保障，怎能是“利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只能是“利好”又怎会是“利空”呢？！
所以，必须从新的视点——从“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较量”——去审视证券领域中的股指狂泻现象。
（七）监管层的“错”究竟在何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是淸明的权力者和腐败了的权力者之间的斗争，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残酷性。
而证券里的腐败与反腐败由于：（1）证券业里的腐败分子都是一批具有权力背景的高智商的“精英”，与他们斗争就更有难度；（2）证券业本身还有一套一般人难以弄懂的“经济规律”，使这场斗争更加显得扑朔迷离；（3）证券业中“食利层”的力量早已是今非昔比，它可以“集体无意识”地“显示力量”，甚至在一小段时间中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走势，将社会弄得很“尴尬”，所以在这一领域中的斗争显得比社会上的反腐败斗争更复杂、更困难、更尖锐。
证券业里的一批具有权力背景的高智商的“精英”很懂得“审时度势”，很懂得利用管理髙层的“政策失误”，所以当管理高层试图采用通过“国有股减持”使社会保障基金获得来源这一忽视中小股民利益的做法时，当整个股市处于低迷而管理层还是不减慢扩容节奏、加紧圏钱时，当国务院已经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然证券会里的某些人居然放风要在“三板市场”实施所谓的“全流通”时，当……总之，监管层的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政策性失误”都被这批高智商的“精英们”巧妙地抓住了，最大程度地放大了，不失时机地利用了，因而狠狠地砸，拼命地砸，不惜血本地砸，砸得股市低迷，砸得股东们元气大损，砸得广大股民怨声载道，砸得市场投资信心丧失殆尽，砸得人们将股市惨跌之责任全归之于“海归派”的“强化监管”……而这些正是证券界这扎“特殊群体”所希望出现的。
（八）结束语
要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将这几年股市惨跌之因说得很清楚，那是很困难的，本文只是提供一种新的看问题之视点，提供一种不同于他人的观察问题之方法，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将股市惨跌之因归于“海归派”的“强化监管”于情、于理、于法都是错误的。当今的股市决不是“强化监管”过度的问题，而是力度欠火候、深度还不够的问题，强化包括股市在內的金融领域里的反腐败工作仍是任重而道远，其阻力还是大得很哪！
证券监管层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一是出台任何政策都要从保护广大中小股民利益出发，要“还利于民”、“让利于民”；二是在“强化监管”问题上决不是后退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化、如何注意斗争策略的问题，要充分估计到这一领域里的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困难性；三是涉及到“全民性的问题”必须遵循“先立法，后实施”的问题，要防止“最后一次”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四是充分利用舆论的力量，理直气壮地宣传宏观国民经济的大好形势，批评证券业界的种种丑恶现象，树立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只有这样才能使股市重新恢复生气。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