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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券商连续发生“丑闻”之后，近日期货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消息又屡见报端。据说这种现象在期货业早已较为普遍，可能有十几家甚至几十家，只不过之前监管部门不知道而已。由此，记者不得不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感到悲哀。试想，当违规一次次成为“公开的秘密”，一次次发展为“行规”，而监管却总是“姗姗来迟”、“隔靴搔痒”时，这个市场还谈何发展呢？
监管缺失是困境的根源
3月25日起，ST达尔曼（600788）被终止上市。对达尔曼的股东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所有的投资都已血本无归。因为，此前公司早就已资不抵债，同时还欠银行资金超过10亿元。 而此时直接责任人，原董事长许宗林早已携巨款潜逃，移居加拿大逍遥法外。
2004年12月1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认定，许宗林涉嫌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应依法逮捕。今年1月27日，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许可了检察机关提请对许宗林采取强制措施的报告，并暂停其执行西安市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
2月5日，中国证监会对许宗林开出“罚单”：给予警告和罚款30万元，并对其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的处罚。
上市8年间，达尔曼从股市套取的资金总额高达22亿元，却从未给公众股股东分红派息过。
“我实在是输得不服气啊！”一位达尔曼的流通股东质疑：许宗林编织的“皇帝的新装”西安人都知道，其所谓的业绩都是假的，可是为什么还能通过上市？还能不断的再融资？相关的处罚决定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国内上市公司高管掏空公司资产、携款外逃的丑闻屡屡发生，公司董事、监事、独立董事难道都是尸位素餐？这些硕鼠、蛀虫们犯案也绝不是短期所为，我们的司法、监管、审计等机关是否有失职渎职之嫌？是否该有人受到惩处或主动引咎辞职？
“其他没有达尔曼的朋友，请不要幸灾乐祸！股市中潜在的“达尔曼”多得很，只要你还没割肉，还在股市里混，早晚有你哭的那一天！”一位网友的忠告发人深省。
有数据显示，“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1200家上市公司中，就有200家发生过丑闻，出事的比例高达16%，而美国的比例仅为1％”。公司上市是有着巨大利益的，动辄上千万上亿的融资额，而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成本却似乎出奇的低，谈话、谴责、罚款、市场禁入……这些轻微的处理相对他们所面对的诱惑来说，简直就不值一提。这种情况下，丑闻自然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肆无忌惮。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抢劫银行的歹徒，可能只涉及几十万，结果可能很快就会被枪毙了；而象许宗林这样在资本市场“抢劫”的，虽然糟蹋了几十亿，但抓回来也还不一定会被枪毙呢”，一位基金公司总经理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后答记者问时表示，将从五个方面加强证券市场工作，其中就明确提到“要加强监管，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加强其他诸如“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等几方面工作的前提和保障。温总理虽然表示很关心股市，却并没有一丝一毫要托市、救市的暗示。他的话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要害所在。
同样的，前任总理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三次会后答记者问时也曾充分表明了他对股市的态度和原则。“我认为只有一个普遍的国际标准。这个标准是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我的意思是不管你的特色是什么，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原则是一定要有的，是最基础的。”
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史美伦在去职前曾表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关键是决心，加强监管才能增强市场信心，而监管就是“执法，执法，再执法”，应“严刑峻法”。
近年来，资本市场频频爆出丑闻，证监会的“铁律”不断被践踏，监管不力、监督缺位的指责声不断。管理层迫切需要拿出勇气和决心对监管部门进行彻底革新，改变“救火队员”的形象，加强事前和事中的监管，避免资本市场问题堆积太多，监管难度更大，积重难返。
完善代理制，层层考核
“相比之下，国有大企业的董事长、老总们更重视自己的位置，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董事长、老总们侵吞其他股东利益的动机可能更强，所受到的约束也更小。”前述基金公司总经理对记者说，“这也是我们投资大企业的原因之一”。
“国有企业不是百分之百亏损、上市公司不是百分之百赢利、民营企业不是百分之百成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百分之百的私营企业”。江苏省政协委员、淮安市商业银行行长陆岷峰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这四个“不是百分百”说明----任何所有制性质企业，并不都是十全十美或一无是处；企业的兴衰成败与所有制形式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斯蒂格利茨还指出，西方顾问前去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时，片面强调产权而忽略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没有建议如何通过完善管理契约和代理责任制，来激励、约束和监督这些企业的经营者，而仅仅建议通过私有化来明晰产权界定，由此形成私有产权的“自然激励机制”，仿佛这些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像小型的私人业主企业一样经营。
实践证明，企业经营的成败不仅仅是体制、制度的原因。国内股份制企业普遍建立了现代化的企业制度，从结构上看，公司治理看不出有什么缺陷。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后，国家股份仍占很大比重，是大股东，国家有关部门选派董事或董事长。这样，企业的所有与经营者实现了分离，并形成了委托代理的关系。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讲和国外也并无明显区别。造成国内上市公司困境的根本原因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失灵。
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结果只能是形同虚设。制度失灵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但更为重要的是缺乏严格的考核和严厉的监管机制。对国有上市公司来说，代表国有股东的国资管理部门也还不是企业真正的所有者。因此，如何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和监督问责，将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防范“内部人控制”实质上就是要防范“大股东的层层代理人剥削所有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与之相对应的，只有对大股东的层层代理人进行严厉的监管和考核问责机制，才是国有上市公司走出困境的关键。
3月26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2005年国资委将进行国有独资公司建立和完善董事会的试点工作，使国有企业中决策与执行层分开。如果试点工作顺利，像企业负责人考核、薪酬制定这些现在由国资委负责的工作将会下放到企业由董事会管理。在国资委制定的2005年工作要点中也提到，要推进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作用制度的改革，制定《国务院国资委监管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继续开展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级经济管理者工作扩大招聘范围，增加招聘职位。制定《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开展外部董事选聘工作。研究制度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工作制度，制定《中央企业市场化招聘人才暂行办法》。
从上述内容来看，国资部门已经开始逐步将国资管理监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一方面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制订规则。然而，对国资管理部门来说，下放的权力意味着真金白银，而如果制订的规则不能严格监督执行，则很可能成为形式。
违法必纠，建立监管体系尊严
“上市时是中国企业的骄子，几年后圈来的巨资挥霍光还欠下巨额银行贷款，再有想象力的股民也无法想到中国的股市会假到如此地步。”一系列的公司丑闻引起投资者对司法和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强烈质疑。
“不严惩那些不思经营而专挖墙脚的硕鼠和蛀虫，股市难以生存和发展！”一位网友对达尔曼事件的评点可谓一针见血。
在国外，资本市场丑闻也时有发生，但伴随着监管部门调查之后的往往是起诉、赔偿、巨额罚款甚至入狱。而国内却经常是只有证监会、交易所大量的公开谴责、内部通报；起诉、赔偿、巨额罚款甚至入狱者寥寥，更多的则是携巨款潜逃。
美国的SCE直属于总统，独立行使职权，是与政府相分离的独立的执法机关。而国内的证监会归口于政府管理，行政审批权过多、过大，监管的权力和手段却不足。同时，审批权过多过大也导致监管精力和驱动力不足。比如，一些地方证监局如果和当地打成一片，就不能做好常规的监管工作。
资本市场的监管仅靠证监会、交易所是远远不够的，更要依靠国资管理部门、审计部门、纪检部门、公安司法机关、中介机构等多方力量。对于外部监管主体，不仅要赋予其足够的监管权限、监管手段，而且要严厉追究其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的渎职责任。
只有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对资本市场的犯罪分子形成足够的威慑，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目前，与我国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少，但仅有这些条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执行这些法律的体制。有关专家指出，法律法规的落实还需要司法和执法主体的独立，执法要严格，执法过程中要有高度的透明度，这也要求新闻媒体要有较强的监督。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效力大打折扣，法律的硬约束退化为执法机构的软约束。这一现象在我国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并非仅仅局限于资本市场，它是由整个社会的环境、司法体制所决定的。“仅仅颁布众多规则和法规远远不够，它们必须被持续、公平、透明地执行下去。规范市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执行、执行、再执行！”然而，没有司法体系的支持，无论监管机构怎样一再强调监管，很多监管政策和措施都很难执行下去。
在美国，充分竞争的经理市场、产品市场，活跃的控制权市场，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资信评级机构、专业媒体和成熟的机构投资者等所形成的制约有效地弥补了投资银行内部治理的不足，成为美国公司治理的显著特征。而国内部分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在自身公司制度上存在问题，在执业过程中违规或造假行为较为明显。例如，有关部门抽查了32份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23份有严重问题。为了眼前利益，这些机构只考虑如何把假账做得更像真的，连朱镕基总理四处呼吁“不做假账”都无济于事。原因何在？就因为做假账被严惩的太少。
因此，要想彻底改变监管不严的现状，就必须建立监管体系尊严。首先要对监管者进行严厉的监管，对渎职的监管者予以最严厉的处罚。只有监管者不敢知法犯法，不敢对违法者姑息纵容，坚持依法行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成本。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