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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否认，金融领域的改革是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最后一块难啃的“骨头”。而在金融领域中，国有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改革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在两大领域的改革中，我们注意到，一年多来，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边，银行改革几乎完全由政府单兵推进，“成效显著”；另一边，证券市场，则是在广大股民和若干学者等民间力量声嘶力竭的呐喊中，“原地踏步”。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银行和股市其实都具有极强的“公众性”，甚至前者更甚。但是，为什么广大储户对于银行改革的关注度要远远低于广大股民对于证券市场改革的关注度？从道理上讲，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经过九死一生的股民早就具备了投资风险意识，他们需要争取对其最有利的改革结果；而广大储户仍然认为，国有银行再改也是“国家的银行”，把钱存在“国家的银行”，再“安全”不过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给政府单方面强力推动银行改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在欢呼国有银行改革取得接二连三的重大进展的同时，似乎也不能忽略这种政府单方面推动的改革模式的“负效应”。
在今年“两会”的一次小组讨论中，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式的争论又起。而争论的焦点正是一年多前国家动用450亿元外汇储备“注资”中行和建行的举动。吴敬链委员认为，像这样重大的改革举动应该经过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则认为，如果事事都要经过人大的讨论，就会贻误改革的时机。“注资程序”是一个“实打实”的问题，而被不良资产困扰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不能再拖下去了——乍看起来，两位委员讲的话都有一番道理。
不过，这种政府意志浓厚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恰恰潜伏着另一种危机。政府主导下的包括注资、成立董事会、引进国外董事等一系列“外科手术”，固然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了形态上“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国有银行的“骨子”又发生了多少变化呢？恐怕不容乐观。也是在那次小组讨论会上，来自黑龙江的田在玮委员提到了一件令他“深感气愤”的事。今年1月份，中行哈尔滨某支行爆出一分理处主任携8亿元巨款潜逃案，当时田在国外，听到中行一位高层对此事的评价，意思是说，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中行也是受害者，不应该负全部责任。“这是作为管理者应该讲的话吗？”田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表态只能说明我们国有银行对储户负责的意识是多么薄弱。”
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银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其成为具有自主风险意识和控制能力的市场主体，而这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于广大储户存款风险意识的相应提高。“政府热、居民冷”的状况显然不利于国有银行改革最终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