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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湖底大面积铺设防渗膜的消息，经本报率先披露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许多媒体都作了详细的跟踪报道。目前，“防渗工程”已停工。国家环保总局定于本月13日举行公众听证会，听取各方面意见。
围绕“防渗工程”，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在圆明园遗址上大兴土木的工程，直到快要完工才被一名教授“偶然发现”？为什么环保主管部门的叫停、文物主管部门的表态，其来也晚、其到也迟？
有关方面说，这个工程当初是“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组深入研究论证”过的。然而，这些专家，除了来自其上级的水利部门，就是北京的一家水利科学研究所。有人说，对这项工程的论证，无论其科学性、权威性、代表性，都很值得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防渗工程”曝光后，会引来众多环保专家、生态专家、水利专家、文物专家的质疑。
在圆明园这样一个世人瞩目的遗址上铺设湖底防渗膜，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维护工程，而是一个需要慎重决策的重大事项，不仅专业性、技术性较强，而且关乎公共利益。对这样的重大事项，我们本应广泛联系专家学者，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同时也要进行公示、听证等，保障群众的知情权，扩大群众的参与度。这方面做得够不够呢？值得反思。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我们才能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遗憾的是，不仅是圆明园工程，在其他许多地方，一些重大事项的决策，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有的领导干部和管理部门，对重大事项如何进行，其实早有主意。搞的专家论证仅仅是在走过场，找来的专家不是意见相同或相近，就是受其主管或制约，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特别是有不同意见的人被排除在外，更不想让公众周知。
一些人之所以有“主意”，听不得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关键也许还是受利益的驱使。许多媒体在采访中发现，圆明园铺设防渗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蓄水后，通过行船供人游玩增加收入。一位知情人士说出了底细：“圆明园有职工1700人，门票收入只有2100万，不增加收入，就无法把圆明园管理好。”拓展圆明园的游玩娱乐功能而获利，以弥补管护资金的不足，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显然与圆明园作为近代中国“耻辱地”的肃穆气氛不相称，也削弱了圆明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作用。
圆明园的真正价值在于“遗址”，而不是“公园”。像圆明园这样的文化遗产、历史遗迹，是国家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尊重文物的历史属性，在保护的前提下永续利用，应是有关管理部门第一位的职责。即使出于保护目的搞一些维护工程，也要真正做到科学民主决策。从当年全国震惊的“水洗三孔”，到对文化遗产、风景名胜等造“天梯”、铺索道、建别墅，一些地方已吞下关门决策、盲目决策的苦果。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些事情中汲取教训，在管理方法、监督程序、决策机制上不断完善自己的工作，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