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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要：是什么拉大了打工子弟与城市的距离，并在此间冻结下排斥、冷漠甚至敌对？表面看起来，打工子弟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打工者家庭本身，但追根溯源，还是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之故。
昨天有消息说，一份关于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这些学生社会适应不良，人际关系紧张敏感。在这一人群中，对社会、对他人等外界因素抱有严重对立态度的，竟是普通初中生的12倍！
这个数字，令人心痛、神伤，分明就是打工子弟与城市间冷冰冰的距离。
是什么拉大了打工子弟与城市的距离，并在此间冻结下排斥、冷漠甚至敌对？
出自北京师范大学学者的这份调查，将其归结为打工者家庭的频繁迁徙、与城市难以融合、家庭对孩子教育不够。表面看起来，打工子弟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打工者家庭本身，但追根溯源，还是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之故。
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居住形态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虽然，没有十分明确的富人区、贫民区的概念和形态，但是，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从居住地段、楼盘价格，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阶层。
除了居住环境，社会阶层的烙印还反映在教育、医疗、娱乐等多种领域。高档别墅区周围，必定配有国际学校，而打工者聚集区必然有一两家设施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医院有普通的、拥挤不堪的门诊大厅，也会专门开辟特诊中心和VIP病房，为那些富裕人群创造更舒适的就诊环境；即使是超市，也能折射出社会阶层的分化--在上海西区几家高档商场所属超市的购买人群里，几乎不可能看到农民工的身影。
孩子们对社会的认识，多半来自他那虽然粗浅却真实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不仅仅是家庭教育。那些拥挤在打工子弟学校简陋校舍里的孩子，能够感知到社会的，除了贫富生活的悬殊、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压力与痛楚之外，就是对于城乡之间、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种种不平等遭遇的无奈。
这种无奈日积月累，可以变成逆来顺受的沉默，也可能充盈为一触即发的愤怒--据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庭长透露，外地来京的未成年人触犯法律已占到该庭审判未成年人案件的一半。因为，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去想怎么妥善解决，而是一味地要报复。
收入悬殊的人不可能选择在同一个楼面居住，城市也无法通过行政强制，在居住形态上促进打工者与城市的融合，但是，在其他公共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政府是否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呢？
在城市里，打工子弟读书大部分是进不了当地的公立学校的，尽管他们一样享有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他们的权利却因户籍障碍而丢失，允许建立打工子弟学校，开放公立学校接纳打工子弟学生，多半是被当地城市管理者作为一项馈赠、援助的业绩而非应尽的义务来实施。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城市社区管理者被组织起来向区域内的打工者家庭送温暖，或者，组织外来打工者参观城市新面貌，这些被当作帮助外来打工者及其家庭融入所打工城市的有效办法被推而广之。这些措施真的有成效吗？
在笔者看来，让打工子弟平等享受所在城市的教育权利，实现打工子弟与本地孩子的同校教育，才是真正能够促进融合，消除隔膜的积极方法。
当这些孩子打破城乡概念、地域概念，融合在一个班集体里时，同学关系的建立，实际上就是打工子弟与所在城市间的纽带。在与城市孩子相伴学习、游戏的同时，打工子弟也逐渐积累起城市生活的认知资本和人际资本。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地域、不同层面的文化也在班集体、在校园里碰撞与融合，孩子们在这样的碰撞中学会友爱、宽容。而这两样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社会中的挑战。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