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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个人一旦成了劳模，在拥有荣誉光环的同时，各种待遇也随之而来：比如大额奖金、荣誉补贴，比如工资晋升、医药费全额报销，比如内部建房、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就连小孩考学都可以凭其父母的劳模荣誉而获得加分，甚至一些商场、超市在促销时，劳模也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凡有劳模证书的顾客购买商品时可以打8折。这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
为什么这些年来，劳模中的领导越来越多？为什么劳模中“出事”的越来越多？这里的原因或许很复杂，但劳模的荣誉与过多过滥的待遇相挂钩是一个主要因素。在这些另类劳模中，有的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当选的，有的或许压根儿就没有把劳模的荣誉当回事，看中的只是劳模背后的各种待遇。当年红塔集团老总褚时键、大邱庄总支书记禹作敏这样的全国劳模被“曝光”后，人们感到震惊：“全国劳模，怎么会是这样？”后来人们发现，劳模中贪官不断出现，直到沈阳市委书记慕绥新这位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大奖的世界级劳模被揭露以后，人们反而不以为奇了。可见，劳模的含金量在国人的心目中正在下降。
劳模的荣誉与待遇挂钩，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那时的劳模也确实令人佩服。像大庆铁人王进喜、纺织工人郝建秀、环卫工人时传祥、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等，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贡献，却同样拿着与常人一样的报酬。正因为这一点，他们的事迹能感动当时的人们，也能感动几代人。因此，国家给他们这些年代的劳模相应的待遇，像对待当年打江山的老干部一样，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是非常必要的，老百姓也赞成、拥护。
从劳模的产生方式看，既有名额限制，又无量化标准，从上到下各级都是行政手段多于公众意识，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行业，评选先进、劳模，当选的领导总比群众多。这也是现在劳模的认知度下降的原因之一。还有，对劳模各种待遇的资金来源，多是各级工会或财政支付，是纳税人的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的名义给这些劳模的奖励，能起到本来意义上的作用吗？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所以，把现在的劳模的荣誉和待遇脱钩，从精神文明角度看，也是对劳模的一种考验。因为真正的劳模，不应当是为了物质待遇而工作的。而国家不给劳模过多过繁的物质待遇本身，就增加了他们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度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