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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首届苏商高层论坛落下了帷幕,近百名杰出苏商的代表在论坛上共同签署了苏商宣言,达成了“良性竞争,加强合作”的共识,远东、雨润和红豆等多家知名苏商代表建立了新苏商联盟,将实施每月一次的苏商对话磋商机制,并且在投资和经营上实现资源共享,酝酿在未来吸纳更多的苏商企业加盟。其实,自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南京地产“大鳄”开始把自己的角色从竞争对手向合作者切换。近日,南京万科、万达、栖霞建设、朗诗、仁恒等五大开发商便首次走到一起,举行了一次旨在友谊和交流的盛会,并成立了南京地产伙伴沙龙。苏商似乎在抱团合作方面也像浙商那样开始合纵连横。
有关专家指出,相较于浙商而言,由于地域环境和文化积习的影响,苏商发展中与生俱来的官本位色彩思想成为摆在所有苏商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成为影响苏商崛起的一大瓶颈。那么如何加强苏商的独立意识,削弱地方政府的行政干扰,加强苏商合作就非常现实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苏南模式”难扛振兴苏商重担
“阐释苏商理念,弘扬苏商精神,凝聚苏商力量,探索苏商未来”是这次苏商论坛的主题,与会的苏商代表及理论界人士在肯定了苏商近年来突飞猛进发展及稳健、高素质等特性的同时,都一致指出缺乏合作和创新是苏商的软肋。南京大学商学院MBA教育中心主任韩顺平博士就认为,江苏的民营企业目前总体来说规模还不大,影响也有限,特别是在异地还没有形成有影响的以江苏商人为主的“集群效应”,主要还是“各自为政”,仍然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品牌群落也还没有形成。
一位专门从事晋商研究的专家更不客气地指出,苏商与历史上声名远播而如今已日薄西山的晋商其实颇为类似,都带有浓郁的“官本位”色彩,苏商要想重拾往日五大商帮之一的辉煌,避免重蹈晋商覆辙,必须在这一点上有足够的认识并自觉加以克服和抵制。
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尖锐地指出,这次苏商论坛从一开始就扯起品牌大旗,且背后有政府部门的牵头相助,这本身就充分彰显了苏南模式痕迹尚未完全退却的事实。什么叫“苏南模式”?就是乡镇企业的大集体模式,这种由政府主导企业的形式,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浙江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在浙江,凡是有政府参与的商业活动大多没有太大作为,被实践所证明的好点子往往都是民间自发产生的。参加本次苏商高层论坛的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郑勇军教授更对苏商振兴提出几点忠告:首先打造苏商品牌要靠苏商自己,主体不是政府,可以是自发建立行业协会或商会这些中介机构,这样才有持续性,振兴苏商一定要让苏商走到前台张扬自己,政府和学术界要在后台,要低调,苏商要勇于表现自己宣传自己展示自己,要塑造一批鲜活的苏商代表性人物才能形成气候。另外,苏商要真正打出自己的品牌,不仅要自身的实干务实,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务实,要像浙江的地方政府学习。浙江的地方政府是干了再说、干了也不说,为企业营造宽松的环境和必要的服务,政府充分相信民间的力量。
政府与市场的博弈
其实在振兴苏商过程中遭遇的难题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问题的实质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利益博弈。市场经济的目标之一就是以市场为主导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我国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大背景下,“强政府 弱市场”的模式一直让市场经济的大车步履沉重。前有“计划与市场”之争,后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争,大体而言,都是行政权力和市场权力的博弈。
其实,市场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斗争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末,现代西方经济学之父———英国人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就发表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而政府干什么呢?政府只要做一个“守夜人”,只要敲敲钟,报报平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爆发了经济危机,凯恩斯所倡导的“政府干预主义”开始被奉若神明。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的刘东和教授认为,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和市场权力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计划权力拥有者面对既得利益,不忍心放弃,要为“捍卫”这种利益进行“不懈”斗争。当市场权力“侵占”其原有空间时,便会找出各种理由予以阻碍,甚至不惜动用强制力量予以绞杀。这就是为什么改革推进艰难的原因所在。在我国经济体制中民法资源一向缺失是不争的事实,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模糊。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在习惯于在市场活动中以“经济人”的角色出现,频频“出位”,政府在追求“税收”等利益的过程中,利己主义的动机很可能与“经济租金”相结合,这不仅仅是“与民争利”的根源,也是腐败滋生的根源。不但与民争利,一个更普遍而又隐蔽的现象是,地方政府在GDP等经济指标的刺激下,对微观经济活动任意指摘,“好心办坏事”。
更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的进程不仅仅是市场资源的重新配置,也是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一方面,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自我限制和壮士断腕般的放权,可是另一方面,政府又重新获得了其他新的权力。在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隙也因此给了许多人进行“原始积累”的机会。试想,如果政府不发许可证,不审批项目,不扭曲市场信号,当然就不会发生“与民争利”这种事情。可是政府的初衷不能说是不好,为了加强对市场的管理,似乎又不得不这样做。在这种悖论存在的前提下,就必须严格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官办协会的式微与民间商会的活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经济活动中,已不再是往昔国有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也在经济生活中大放异彩。多元经济成分的蓬勃发展,对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中介服务性机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目前,我国各级官办行业协会系由政府机构分流而来、由退居二线的官员领衔,号称为“二政府”,它们通过政府授权对行业活动进行管理。但却因其自身的体制弊端而生存维艰,大部分协会挂了牌子而无活动,组织机构形同虚设,连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都很困难。在目前的形势下,当初各主管部门设立以管理和服务行业经济为本分的行业协会似乎走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其政会不会、行政依附、职能模糊、管理体制不完善、布局不合理、法制不完备也日益遭到了人们的诟病。尤其是行政权力通过行业协会对市场权力的渗透、压制、捆缚已成为民营经济进一步搞活放开的瓶颈。
而与此同时,由民间自发组织的民间商会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据了解,现代商会的发展是由民营经济活跃的温州发轫的。1988年,温州市第一批民间商会———温州市三资企业联合会、温州食品工商企业同业公会、温州百货同业商会等宣告成立。从那时算起,温州的民间商会已经走过了十五年的发展历程。2002年3月21日至4月5日,为抵制欧盟通过关于进口打火机的所谓“CR法规”,温州市烟具协会会长李坚一行3人,在外经贸部有关官员陪同下,日夜兼程地游说于欧盟各成员国的标准化组织、消费者安全保护组织,并与欧洲打火机进口商进行了多次会谈。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以民间商会的名义走出国门,应对国际贸易争端。一时间,民间商会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而实际上,在温州,民间商会早已经成为温州企业的共同家园。在浙江本地尤其是在温州,商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民间组织。包括服装商会、烟具协会、眼镜商会、家具商会、五金商会、合成革商会、塑料协会在内,仅温州现在就有13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这些民间组织正以积极的姿态活跃于各种经济舞台上,同时在整个浙江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同时,飞往全国乃至海外各地经商办厂的300多万浙商也在全国各个省份以及大中城市建立了无数个商会。这些民间团体如今成了他们在异乡合作创业与当地群众沟通联络的新“家”。目前欧盟、美国、阿根廷等地也建立了浙江(温州)商会。可以说浙江商会遍布于海内外。浙江异地商会不仅发挥了自我服务作用,而且进一步加强了浙商同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紧密联系,使他们在“第二故乡”如鱼得水。
南京一位温州餐饮老板曾说过,如今,如果一个温州老板到南京做生意,他首先不是在南京做市场调查,而是直奔当地的温州商会组织。因为他知道,在哪儿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可信任信息。商会已经成了温州商人进行商讯交流、资金拆借、维护权益的有力渠道,“有困难、找行会”成了温州商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苏商崛起要靠商会助推
温州商会在经济活动中的卓越表现表明,民间商会大有可为,民间商会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如此活跃,并非偶然,而是民营企业深入发展的内在需要。传统官办行业协会向民间性、自治性、自律性、服务性中介服务机构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民间商会以其自身的优势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对于行政干预色彩过于浓厚的苏商而言,要“治病救人”,或许大力发展商会,促进苏商抱团合作是一贴良药。
同浙商的抱成团、走遍天下相比,苏商的合作精神及“走出去”明显不足。这虽然有其先天的制约因素,但缺乏商会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但这样商会一股对市场经济领悟最深的商人们自发组成的力量却一直没有合法的名分。至今为止,我国行业协会管理依然按照1998年国务院出台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实行“二元管理”,成立行业协会必须要有业务主管部门,只有拿到主管部门的批文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社团条例同时又规定,“一行一会,一区一会”,这使得众多自发组成的民间商会无法获得名分。没有名分,很多行为就是非法。据知,很多民间商会,因为找不到主管单位,只能挂靠在一些不具主管资格的单位名下,作为二级机构存在。这些民间商会没有法人资格,活动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但这样的情势正在朝一个可喜的方向转变。
而自去年底,南京市也传来利好消息。130多家行业协会正在进行着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此项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推进行业协会与政府脱钩,规定政府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兼职,使行业协会彻底摆脱“二级婆婆”的角色,真正成为服务企业、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最新的消息,是公务员要全部退出行业协会,目前已有九成退出。到2004年底,所有由政府职能部门设立的行业协会都将与政府脱钩。达到人、物、财的完全独立,真正发挥其应承担的作用。
有关专家指出,苏商先天的带有官本位色彩,团结合作精神及创新意识先天不足,行政依附是其痼疾。但政府应该信任民间的力量,而不应以一种家长心态对市场活动任意指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和苏商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商会必将在苏商的振兴和腾飞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苏商也必将披荆斩棘,继往开来,重拾昔日的辉煌。
作者:《金周刊》吴彦军
( 责任编辑:胡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