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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许多人的意料，4月13日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圆明园整治工程环境影响听证会，几乎成了一场对圆明园防渗工程“一边倒”式的“声讨会”。很显然，在听证会上气势逊了一筹的圆明园管理处及其支持者是不服气的，他们一定有话要说。
同样不出许多人的意料，这样的专家论证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4月20日，在一个名为“水资源、节水、圆明园防渗工程的思考”的论坛上，11名水利、环保、建筑等领域的专家公开表示对圆明园防渗工程的坚决支持。
把他们的“论证会”与环保总局的听证会结合起来考虑，当有助于对圆明园防渗工程建立更全面的认识，作出更科学的判断和决策。
在圆明园未经环保评价程序就上马防渗工程的时候，圆明园方面是主流派，提出质疑的公众属于非主流派或曰“反对派”；而当公众的质疑越来越强烈，发展到环保总局组织听证会对防渗工程大加“声讨”的时候，强弱之势似乎发生了逆转，“声讨者”成了主流派，圆明园方面及其支持者则成了非主流派。站在不同的角度，针对同一个问题，主流派会有一种看法，非主流派或曰“反对派”会有另一种看法，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无论是在决策阶段还是在执行过程中，无论是在程序的意义上还是在实体的意义上，“反对派”的存在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高明的主流派，不是费尽心机要打压“反对派”，而是善于从“反对派”那里学习和补充到新的东西，在“反对派”缺席的时候，甚至要人为“制造”一个“反对派”，以维持力量和意见的“生态平衡”。只有这样才更有可能符合客观规律，真正经得起历史和科学的考验。
既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客观情势又要求必须在“公”“婆”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最“费厄泼赖（“公平游戏”之意）的办法只能是，在“一边倒”式的听证会和意见高度一致的“论证会”之后，由既非主流也非“反对派”的第三方组织一场辩论会，让当事双方近距离接触，面对面交锋，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保障之下，在一个设计合理、有条不紊的言论秩序当中，像原告和被告在法庭上针锋相对般地举证、质证、辩驳。这样做可以保证程序上的合理，也可以将议题设定在有效的范围之内（除了防渗工程对生态的影响，议题还应该包括工程是否涉嫌违法行政，是否破坏文物，工程招投标及工程款支出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如何调整、改革圆明园的管理体制，等等），最后非得决出一个“胜负”不可，非得为防渗工程辩论出一个结论不可。
鲁迅先生当年主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今是“‘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年代。尽管圆明园管理处把事情弄成了这个样子，他们对公众不“费厄”在先，作为“对手”似乎已经“不配承受‘费厄’”，但公众和社会还是应该大度一些，不妨对他们施以足够的“费厄”，让他们把话说完，把“论证”做到家，否则他们即便最终乖乖拆除了湖底的防渗膜，恢复了原状，肯定只会更加不服气，只会认为自己遭到了环保总局、环保人士、部分专家和新闻媒体的“联合迫害”……
眼下，由人大机关作为第三方为圆明园防渗工程组织一场辩论会是最合适的，由检察机关作为第三方介入调查该工程是否涉嫌职务犯罪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既是为了对圆明园管理处“费厄”，也是为了对公众、对后人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