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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记者的人都比较敏锐。
羊慧明做过经济日报的记者，羊慧明写了一本《中国房市警告》，在文稿中问“到底是调控抑制利益集团，还是利益集团左右调控政策？”
王志刚做过新华社的记者，王志刚号称南中国的房地产策划大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说，现在房地产业有些人已经狂妄到要问鼎政治，裹挟政府，搬动政策方向盘的地步了。
水皮现在还在中华工商时报做记者，水皮杂谈专栏中对房地产的价格泡沫发表过很多的议论。2004年2月10日的水皮杂谈发表“中国经济有没有泡沫(上)”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说2003年还存在着是否过热的争议的话，那么2004年的主旋律已经确定为降温，如果说2003年央行准备金上调是周小川学习格林斯潘而采取的预调实验，那么2004年立春的国务院会议就是曾培炎效仿朱镕基而进行的微调革命；如果说2003年央行的121号文件是孤军奋战并最终被房地产业掀翻的话，那么2004年就是国务院各军兵种的立体组合作战，资本的力量遭遇的是最严厉的行政制裁”。
资本的力量有多大？
大到超乎所有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可以想象的地步。
标志之一是国务院出台18号文件，肯定推进房地产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标志之二是建设部研究中心出台的针对房地产市场泡沫论的反击报告。
2004年2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北京召开春节之后的第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代表国务院宣布对钢铁、电解铝、水泥进行宏观调控，拉开宏观调控的大幕。
一年以后的4月24日，还是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上海召开全国房地产形势座谈会，明确指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是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房价波动的监测，从实际出发制定和落实调控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同样是曾培炎召集的会议，话题同样是宏观调控，不同的是2004年的会在北京召开，而2005年的会议则在上海召开；2004年的会议绕开了房地产，2005年不但没有绕开房地产，而且把重点明确为房地产，把会议放到房地产泡沫最厉害的上海去开这个会，大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味道。
为什么2004年的调控会绕开房地产而从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这三大上游行业着手？难道管理层不明白“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在七寸上”吗？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谁都知道房地产已经在现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来自房地产和建筑域的贡献值已经在各地的GDP中占到极大的分量。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发展观来考量地方政府和官员政绩的时候，GDP经济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的，投鼠忌器不但是地方政府对抗宏观调控的法宝，同时也是中央政府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绕开房地产这个过热的源头搞宏观调控会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之一是政府打乱仗。建设部指责是土地价格的上涨助推房价，国土资源部则指责建设部是房价上涨拉动了地价。
后果之二是反向调节。实施最严厉的土地政策，土地出让实行“招挂拍”孤立的看都是正确的措施，但是在供需失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推出这些组合措施，抑制供给的同时，反而传导了错误的市场信号，价格不但不可能落，反而越涨越凶。
后果之三成效反复无常。铁腕整治铁本，钢价的确一度回落，但是由于房地产兴旺带动的需求，钢价和水泥价在2004年全都走了一个马鞍型。
2004年全年平均房价上涨13%，上海中心地段涨幅更达到疯狂的100%，这种涨幅发生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之下，说明了什么？
说明我们的行政寡断，说明资本的力量有效地扰乱了行政的视听。
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我们从来指的就是脱离了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而疯狂上涨的房价，从来就不是指什么和真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相对应的供应。量和价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开发商的嘴中就变成了两个相互偷换的概念，更为可气的是有人利用了政府主管部门的狭隘的部门观念，明目张胆的欺我政府无人，肆无忌惮的将主管部门玩弄于股掌之上。
其实要控制房价的上涨，最积极的办法就是扩大供应，最消极的办法是抑制需求。北京的房价为什么涨得少，因为发改委的官员说土地的供应充足10年都盖不完房，天津顺驰的老板为什么笃信天津的房价一定涨，是因为大规模的集中的城市拆迁需要的商品房供应量达到1300万平方米，而天津现在只能满足800万平方米的供应，供不应求，房价怎么跌呢？
抑制需求，调整房贷只是一种手段，而且还不是一个最有利于广大消费者的手段。抑制需求，最直接的手段是调控城市拆迁的有序进程，对于城市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作出进程安排，而不是任由开发商乱拆一气。从这一点上讲，房价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合谋推动的并不冤枉。
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提出控制房价的“国八点”，中心议题就是推行行政首长负责制。
“国八点”分别是一，高度重视稳定住房价格；二，切实负起稳定住房价格的责任，把稳定房价提高到政府高度，建立政府负责制，省政府负总责，对房价上涨过快，控制不力，要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三，大力调整住房结构，调整用地供应结构，增加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供应；四，严格控制拆迁数量；五，正确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六，全面监测市场运行；七，积极贯彻各项措施；八，认真组织检查。
在中国这个转轨的特殊时期，最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不是市场手段，不是经济手段，而是行政手段。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投资过热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绩的冲动，摘乌纱式的调控是真正的釜底抽薪的调控。
必须声明的是，水皮始终不认为地产商干政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恰恰相反，这是经济决策民主化的应有之议，宏观调控影响到房地产商利益，房地产商拼命想影响决策是正常的，束手待毙才是不正常的。
“国八点”公布后，北京地产商大佬任志强写了2．5万字的万言书，建议在宏观调控时，政府应该管好非商品房，而不要干涉商品房市场。
任志强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批开发商的意见。任志强的观点有没有道理呢？一半有道理，一半没道理。政府是应该管好非商品房，但是同时也要管好商品房市场，因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穷人和富人都需要一个规范的市场，都受政府的保护，更何况，为楼价风险买单的不是别人，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就冲这，政府就不但要管商品房，而且还要管好。如果任老板全部用自有资金开发房地产，那么，水皮同意任老板的观点，只要有人乐意，房价再高政府也管不着。
资本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资本的力量在政府不作为的时候会无限大，在政府有所为的情况下马上就会阳萎。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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