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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富国奇富，穷国奇穷。前者主要在欧美，后者多半在亚非。据说，在欧美富国，甚至连肉牛每天都有2.5美元的补贴。而亚非穷国中的多数务工者每天养家糊口的工资还不足2美元，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就有十几亿。为此，联合国早在世纪之交发表的《千年宣言》中就提出：富国应将本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7%作为官方援助提供给穷国。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亚非峰会召开期间再次发出呼吁，要求富国加快对穷国提供援助的步伐。
平心而论，近些年来富国没少向穷国提供经济援助，丹麦和挪威对穷国经济援助的总量已达到GNP的0.8%，卢森堡、瑞典、荷兰等国也达到了联合国提出的0.7%的要求，西班牙、德国、爱尔兰、芬兰、英国、瑞士等国的援助额也已接近0.7%。
富国的援助对穷国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消除贫困和解决某些具体难题（如防治艾滋病、预防武装冲突、促进发展、保护环境）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有助于缓和南北之间的矛盾。但问题在于，贫穷国家中的人口太多，富国的援助总的说来还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偶尔的“输血”也只能“救急”，而不可能“救穷”。更何况近些年来富国对穷国的援助不仅总量在持续减少，而且程度不同地附带着种种苛刻的非经济性条件。
亚非的穷国之所以穷，确实源于过去的殖民掠夺和压迫，以及现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格局。但是，造成亚非穷国长期贫穷的内因也不容忽视。第一，现代国家的权威在很多亚非国家严重缺乏。比如，非洲的广大农村地区，亚洲的金三角、金新月等区域，当地居民至今还是服从于自己的部族和当地的割据势力，对国家漠然视之。其结果是，造成许多国家长期政局动荡，经济得不到有效和持续的发展；第二，穷国之间不仅缺乏有效的交流与合作机制，而且许多相邻国家之间还因宗教、民族、领土等方面的原因冲突不断，当今世界的主要热点多集中在亚非地区；第三，穷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差。以非洲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为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1990至1995年间，非洲年均利用外资只有43.2亿美元，仅占全世界利用外资总量的1.92%；至2003年，非洲年利用外资的数量虽提升到150.3亿美元，但占全世界利用外资总量的比例仍只有2.69%。如果不算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亚洲其他国家在直接利用外资方面比非洲强不了多少。此外，各种天灾又特别“青睐”亚非穷国。因此，如果天灾以外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富国给予的援助再多，亚非穷国也难以彻底“脱贫”。
所以，要想根本治愈“穷病”，关键还是亚非国家的自强。对于每一个亚非穷国来说，首先要努力消除内乱，实现稳固的和持久的和平；其次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实现政治上的进步，消除行政官员的腐败；对许多相邻的亚非国家来说，要努力实现和睦相处，化干戈为玉帛，以交流与合作代替矛盾与冲突。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为亚非穷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基本的前提条件。
当然，光自我稳定和相互和睦是远远不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广大亚非国家在加强自己内部统一和团结的同时，还要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当中，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在这方面，积极地吸引、利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远比消极地等待它们提供的经济援助更有意义。因为外来投资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影响所及也不只限于经济领域，还会促进社会其他领域的进步。所以，与其等着富国援助，不如着力于本国、本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富国前来投资。从投资环境角度说，亚非国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市场广大，这相对富国来说是最大的优势。
对刚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很多专家学者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角度阐发了一些相当有见地的看法。但我以为，亚非会议最大的价值或者说最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它表明了亚非国家要自强的意愿、决心和行动。胡锦涛主席在亚非峰会上提出，亚非国家应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亚非商业峰会也发表宣言，提出亚非国家政府协调实施发展的11项共同战略。这一切的深层寓意都在于减少争端，加强合作。
亚非国家只有团结起来，加强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安全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将这种交流与合作机制化，才能使各国的政治、经济得到最有效的和持续的发展，从根本上壮大自己，在减少对富国单纯援助依赖的同时，加强与富国在投资、贸易等方面的平等合作。总之，自强才是亚非穷国彻底“脱贫”、治愈“穷病”的惟一可靠途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亚非穷国也离不开欧美富国的支持和帮助。富国如果能多投资、多援助，亚非穷国“致富”的步伐就会更快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