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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中国打了一场反经济过热的“遭遇战”，而早在2003年的6月，周小川就嗅到了经济过热的味道，央行下发旨在为房地产业降温的121号文件，上调了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可以看做是本轮宏观调控的第一招。虽然“121文”当时在产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与后来的国务院18号文件“撞车”，但周小川并没有止步，2003年8月，央行更拿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的“撒手锏”，冻结资金超过1500亿。此后周小川又频繁吹风，暗示2004年央行将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进入2004年，中央对经济过热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社会各界对升息的预期也形成了，然而周小川一直在小心观看，直到10月底加息政策出台。周小川选择了一个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落脚，这个“情理之中，预期之外”的微妙政策被视为本轮宏观调控市场化手段的典型。一个可以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的货币政策机制正在悄然形成。在宣布加息的同一天，央行还对存贷款利率政策做了诸多市场化的调整。回首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三次宏观调控，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一次，以“治理整顿”收局；90年代的那一次，最后又走入通货紧缩；2004年的第三次宏观经济调控则有惊无险地走出困局。中国成功实现第三次宏观调控，金融政策的确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周小川是一个博学而儒雅的人，发表演讲时总是“眯着眼睛，并面带微笑”，加上其拥有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公开发表过上百篇论文和数10部专著并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的成就，说他是一个学者一点也不过分，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但从本质上讲，周是一个官员，他早期从政可以追溯到1986年，当时他是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此后，他先后在外经贸部、中国银行、外汇管理局、建设银行、证监会等部门担任要职，直到后来成为央行行长。
说到央行行长，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就是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了，作为美国货币政策的掌门人，格老在近20年的职业生涯中，总能在经济波动前嗅到不稳定因子的味道，及时采取“刹车”或“加速”政策，平抑经济波动幅度，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有人这样评价他的工作，美国可以没有总统，但不能没有格林斯潘，由此可见这位经济教父无所不在的影响力。把中国央行行长与格林斯潘放在一起比较，是从周小川上任后开始的。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们对这位证监会前主席推行“国有股减持”的理性认可，而周小川的确不负重望。
虽说周小川在2004年手执一把魔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整体金融走势，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人们对周小川的期望实际已走得更远。如果说格林斯潘的影响力主要植根于他对经济运行及波动的预见力。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大国的央行掌门人，周小川面对的挑战无疑更复杂与艰巨，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货币政策目标的非独立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决策权由国务院掌握。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附属于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中，中央更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而央行的核心职责本该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稳定物价，控制通货膨胀。2003年央行旨在压缩房地产业的“121文”与其后国务院的18号文件“撞车”，就是货币政策目标尴尬处境的一个反映。如何在货币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之间找到平衡而又能维护其权威性，是周小川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货币政策工具的非有效性。利率、汇率、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对投资和消费行为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但我国的利率变动有很大的非市场因素在起作用，央行经常使用的调控工具是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的总量调节，而价格调控等利率手段不常使用，这使得调控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政策性波动；其次，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采取盯住美元的策略，加之我们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还比较僵化，导致我国外汇资源不断向国家集中。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和FDI的增长，我国外汇储备目前占款已经达到基础货币的一半，如何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是央行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央行没有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决策权，如何使货币政策工具发挥经济调控作用是周小川面临的第二项挑战。
三、商业银行的准财政性。银行为企业这是一个常识，而中国的商业银行却具有准财政职能。在20世纪90年代及90年代以前，银行业所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大约有30%来自于各级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约30%的不良资产是由支持国有企业造成的；另有约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还有10%左右来自于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主动关停并转一些企业；另约有20%左右的不良资产，来自于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简言之，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有70%-80%是政策因素造成的。商业银行必须改革，周小川走马上任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目前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交通银行近期通过引入汇丰银行实现了技术与管理的紧密合作。周小川强调，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问题是商业银行改造是大家认可的，方向也是明确的，但操作起来却总伴有“南橘北枳”的变调。周小川的改革真的能让商业银行脱胎换骨吗？
四、金融风险的系统性。周小川面临的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从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考察，中国是典型的间接融资型的金融结构，就目前来看，国内证券市场的边缘化状况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国内银行体系在国内融资体系的比重占90%，而证券市场所占的比重则有所下降。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把巨大的融资任务都压在国内银行身上，在国内信用不足、金融法律不健全等情况下，就等于是把风险基本上压给银行来承担。这种金融结构意味着，银行体系在事实上最终承担着经济波动的大部分风险。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四大国有银行有大量资金贷不出去，而通过超额存款准备金存入中央银行；另一方面，沿海一些省市的企业面临资金十分紧张的状况，一些企业由于央行信贷紧缩，不得不通过黑市获得高利贷的资金。目前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31厘，而黑市上则达到近20厘。其原因就在于，目前国内银行一方面要听从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银行本身的脆弱性使得不少银行不敢冒风险贷款。此外，缺乏健全的金融市场、没有完善的相关法规，也使金融风险不断放大。
上述四个方面是互相纠结的，但处理起来决不会出现一环解而环环开的局面。这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体制中不会同步出现的问题，是格林斯潘不曾有机会尝试的挑战，我们寄希望于这个中国版的格林斯潘的智慧和胆识，希望他的这种影响力可以持续下去！
来源：[《人物》]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