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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日前出台文件规范景区门票价格管理，要求景区门票上涨听证会公开举行，保证参加听证会的人员有1/3是消费者，以外地游人为主的，听证会还要保证一定比例的外地消费者代表参加。同一景点门票价格上调频率原则上不低于3年，并合理确定调整幅度。（见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三年最多涨一次”——传媒在报道此则新闻时，大多使用了类似的新闻标题或导语。显然，这被看作了《通知》中最大的“亮点”之一。至于听证会代表比例以及应公开举行等等，实际上早就内存于听证会的要义之中。先前许多涨价者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少《通知》告诉他们，而是他们有意要使之沦为形式。
而且，就算《通知》再一次将“什么叫做听证会”，像教小儿学字一样，明白无误地告诉涨价者们，最后的执行结果会如何，我们依然不敢表示完全肯定的乐观。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谁来组织听证会”的问题。现在，景区涨价听证会都是由地方物价部门来组织的。可是他们并不是一个超脱的组织，而是隶属于地方利益的，他们和涨价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共同利益。难怪乎目下所谓的听证会与“安民告示”几近同义词。
回到“三年最多涨一次”的“亮点”，我们发现：本意旨在约束涨价者频繁涨价的规定，却让人多少读出了些不是滋味的滋味来。
首先，“三年最多涨一次”，某种程度上等于间接承认了景区争相涨价的合理性。每次景区想涨价，都会提出一些大同小异的理由来。而这些理由又都被专家和公众驳了回去。奇怪的是，此后却再也不见涨价者的再回应。为何？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意跟人论理，而只是完成任务式地找一个托词罢了。“该不该涨”是第一层次的问题，“多少时间涨一次”是依赖于前者的第二层次问题。如果前者已被大众否定，提出第二层次问题显然是画蛇添足。不但如此，单独提出第二层次问题，更像是已经对第一层次问题表示了肯定。
其次，“三年最多涨一次”，对于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景区管理者来说，容易异化理解成一种“涨价许可”——“三年可以涨一次”。换言之，三年涨一次：合理合法应理该当；三年还不涨：落后同行经营无方。在涨价的唯一拦路石——听证会——又形同虚设的情况下，“三年一涨”会不会成为一种景区惯例呢？
罗嗦了半天，想说的无非一句话：老百姓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多少时间涨一次”的问题，老百姓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以什么样的涨价理由支撑，经过什么样的特定程序，才能进行多大幅度的涨价；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什么样的机制约束，必须进行多大幅度的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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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崔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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