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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中国火车选择减少不确定性，恐怕不是给他们悬挂那些不着边际的牌匾，而是要让他们承担选择的成本，像国外那样。
有些改变受局限和制约是很难短期成就的，而有些改变并不是这样，但我们可能就做错了，或者就没想改变什么。比如中国的火车，少数相关部门除了有着对未来运输发展欠乏考虑的争投资、铺摊子的蛮劲外，对改变与先进国家在服务方面的差距，就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打算。
日本新干线规定，一旦误点，全额退票，且支付旅客退票费，而不是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情形，由旅客支付这个费用。瑞典人从去年开始规定，火车误点，乘客将获得与机票相等的代金券赔偿；德国铁路误点是赔偿乘客票价的20％；整个欧盟国家也决定2010年统统实行火车晚点赔偿。
中外客运运输在这些规定上表现出来的差距，我猜，我这样老乘飞机出行的人群肯定反应麻木；甚至，可能会觉得对服务商的要求太苛刻。但今年以来我决定坐火车，才深切感受到国外的这些规定是可以避免巨大社会浪费的。
在经济学人的眼里有一种很大的成本，叫不确定性。火车误点就是不确定性。但中国火车制造的不确定性并不仅仅是误点。
世界真“奇妙”
因为五一节后要在成都开会，我5月3日在杭州买火车票。我说我要当天的软卧，售票员说只有宁波到成都的1039次车。我的注意力只在有无软卧，而没有注意其他，于是就买了。后来仔细一看，乘车近50个小时，也就是5月5日的22点才到成都，是慢车。想退票又怕麻烦。心想，反正就是用电脑编辑文章和写东西，在哪儿都是写，上车给电脑插上电源就行了。考虑时间太长，我还准备了国外电视连续剧的光碟，没有写作激情时就看它了——有了乘车时间的预期，我做好了降低长时间乘车成本的充分准备。
这次车是20点55分开车，我20点10分就到了杭州站。但候车时就被告知火车晚点，可能到22点以后才能到达杭州。我只好打开电脑看电视剧。看了两集电脑没电了，我找到电源插口，插上又看。这集没看完，火车来了。这时已是22点过许多了。
上车时，矗立在车门旁的服务员一脸呆滞，像是失恋了，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我上车却进不了卧室，又转身回来叫服务员开门。在卧室刚坐下，却见服务员满脸笑容钻进来问“要不要咖啡”？我反问“你只会卖咖啡”？她撇撇嘴，又摆开那副失恋嘴脸扬长而去。我至今也没弄清卖咖啡的和车门前那个服务员是不是一个人，一个笑，一个不笑。
卧室里见只有一个同室，我还暗自窃喜写东西清静。但等我把电脑插头插进茶几下的插座时，心就变凉了，插座没电。我找服务员，她们都说不能充电，她们自己的手机都没办法。但后来我在餐车发现她们说的是假话。
在餐车顶头一张桌上，络绎不绝的服务员在那里充电，我俯身找了许久却没发现自己餐桌下有插座。
我羞涩地把自己送过去，问那张餐桌旁一个长得像餐车厨师模样的人：“我能不能给我电脑充电？”他说不能。我说我是软卧车厢的旅客。他扬手指了指前方，让我找一个穿黄色工作夹克的人。
我走过去，见黄色夹克戴着“车辆乘务员”袖标，他正和一个戴“列车长”袖标的人玩电脑（我后来见到列车工作人员用这台电脑打扑克玩游戏）。我问我能不能给我电脑充电，我要工作。黄夹克说不能，这是我们的管理规定。
我说，充电应该是软卧的打包服务之一，其他车次有这个服务，你们却把它规定没了，你们的规定为什么要与别的车不同？卧室里装的插座是干什么的？
他们说，我们就是这样规定的，“都充电不是乱了”？
我说，那你们用火车招来这么多人就没觉得乱，没觉得是自寻烦恼？再说，你们卖软卧这种服务，已经从价格上把站立的、软硬坐着的、软硬躺着的人区别定价了，怎么会乱呢？你们区别定价收费了，怎么可以“规定”没有其他车次有的服务？每个卧室有电源插座怎么会乱呢，你们是担心卧室里的旅客会因为争着充电打起来？如果是这样，卧室里装的电源插座只是装饰，让我们躺着时好参观它？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养眼？
像我这样的靠电脑工作，因此买软卧来降低时间成本的人一定不少；本来预期的充电服务被“规定”掉了，两天多的时间要无所事事地熬过去，乘车成本当然陡然升高了。另外，那些必须与人保持手机联系的乘客，由于不能充电，又需要支付多少与人断掉联系的成本呢？这里面又有多少各种生产和交易的机会丧失呢？这列火车制造的不确定性，成本的确很高。
黄夹克和列车长坚持说不给乘客充电是规定，我只好拂袖而去。迎头看见餐车里挂着的由成都铁路局团委授予的“青年文明号”牌匾，一下有了欲哭无泪之感，感觉这里是个荒诞世界，它还在移动，它的名字叫“火车”。
美好时光
这列从宁波开出的1039次车，由于刚开到杭州就晚点一个多小时，后来就一路让车。由贵州进入重庆境内时，我向服务员打听才知晚点3个多小时。这就意味不是原来的5月5日22点到站，而是5月6日凌晨2点了。这个信息让人想起一位歌星的放声呻吟：“痛苦的人那么多哦，欢乐的人没几个哦。”呻吟且放声，可见痛苦的绝望程度。我想此时歌词改成“痛苦的人那么多，欢乐的人就列车员几个”，恐怕更贴切。
我的同室，是浙江丽水的农村青年，他在杭州打工的姐姐给他买了这张软卧票，要赶到四川攀枝花打工。姐弟俩原来计划好，5月5日22点到成都之后，弟弟不出车站就买攀枝花的票或直接转车去攀枝花了。但凌晨2点到站，计划全落空，有新的成本等待支付：要么蜷缩车站一夜，要么半夜寻找旅店花钱过夜。这列火车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类似人群多大成本？制造了多少麻烦和痛苦﹖
乘客一脸痛苦，服务员却在谈笑风生；乘客在自己卧室给自己电脑手机充电，应该说火车没什么成本，但他们就要干这种规定不能充电的损人不利己的事。应该说，中国改革至此，如此不善待消费者的商业单位已经不多见了，像火车这样，自私不是通过利他来实现，而是靠损人来成全，耳闻目睹，实在骇人。想来也简单，这个行业的人如此行为，只是说明这个行业缺乏约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到，人的选择没有了成本约束，行为可以怪诞到什么程度，而其他社会成员要承担多么大的代价。
其实，就是像我这样到站是成都，要去的地方又不足够远，火车晚点凌晨抵达也很麻烦。深夜一两点通常已经不会有公交车了，而此时仍在等待客人的出租车司机，预期和选择肯定与白天不同，一般来说，他们愿意选择不熟悉当地的外地旅客或路程较远的人，这样分担深夜等客的成本才划算。你如果深夜到站，要去的地点又只有三四站地，出租车司机对你不是一脸冷淡，就是拂袖而去。那么，像我这类的乘客又有多少？多少人会遭遇这种麻烦？其他类型的乘客又会遭遇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呢？
中国的火车天天制造了多少不确定性？制造了多少难以统计的成本？多少社会成员的多少社会福利被无端浪费和损失？
不确定性的代价，也叫交易费用。一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讲过，一国可以为交易费用降低或升高而大贫或大富。非洲贫弱多年，旁人难以援手，就在于那里充满了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明天那里又有什么新的规定、新的元首；俄罗斯经济现在依然要靠石油和军火，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使许多需要稳定预期的生产和交易进行困难。前不久，湖南一个教授撰文描述了俄罗斯的不确定性，他们在俄罗斯访问时坐缆车玩，它突然停在空中，只好等人解救；乘飞机晚点，到达时竟无人安放下机的舷梯。
其实，私人寡头和国有垄断寡头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偏好的不确定性是随意定价。随意定价并不仅仅是随意提价，还随意给自己约定的服务和产品降价。不知中国火车软卧不给充电算不算是随意给自己服务降价。中国航空业的不确定性也不鲜见，但由于航空业的竞争正让它在减少。然而中国火车的垄断难破，似乎并没有什么激励让他们去选择减少不确定性。因为在对垄断缺少约束的世界，晚点的好处要比正点来得大。比如晚点，乘客就可以多消费些他们炮制的高价饭菜（一个简单荤菜要价近20元），他们的小车可以满车游走更长时间，向乘客推销更多咖啡饮料和零食。
要让中国火车选择减少不确定性，恐怕不是给他们悬挂那些不着边际的牌匾，而是要让他们承担选择的成本，像国外那样。
5月5日凌晨1点40分，1039次车到了成都。广播里传来了播音员甜美的声音：“但愿广大旅客记住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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