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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经济参考报》报道，中国发展正进入高成本期。高成本期的特点是，经济增长正告别改革开放以来长达1/4世纪的低成本粗放式时期，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工业化和城市化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成本上升时期。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与其所创造的价值存在着严重的背离现象，因而我国劳动力价格的趋于上升是一直扭曲的价值与价格关系的反弹，是向着对劳动力合理回报的回归。因而，支付这样一种所谓“高价”，原本就是尊重劳动的应有之义。
一直以来，进城农民工与非正规就业职工，除被支付少量工资外，基本上被排除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以外。现在企业不得不要为他们缴纳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这尽管提高了企业与财政的支付成本，但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种“补交”。因为这些社会福利待遇本就是工人们理应享受的，因而本就属于企业与财政所应支出经费之列。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而农民变成市民必然伴随公共支出如教育、城市运输等投入的增加。但这样一些城市公共福利成本的提高同样是城市政府与社会所应承担的。因为农民进城后参与城市社会分工，同样为城市创造财富，所以理当同等受到城市公共福利的荫蔽。同时，城市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经之途，政府本身就应承担促进城市化、为城市化创造基础条件的义务，因而公共财政理应为农民进城增加投入。
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价格某种程度上也是该地区人的权利的得到尊重程度的反映，而人的包括劳动力价值得到承认在内的权利提升，无疑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分工与市场扩大，使所能创造的产品与财富大幅增加成为可能，因而劳动力“高价”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催化剂。而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也使得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工人间的财富与权利差别相对缩小，因而只会将社会导向更为公平与和谐。所以说，“高价”工业时代的到来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或非坏事，甚至值得乐观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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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何建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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