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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言■凌杨斌 李阳
戈德史密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明确提出金融结构的概念，即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包括各种金融机构与工具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往往隐藏着一个根源：金融体系的结构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制度安排不能合理地配置、分散风险，这样，实体经济的风险就在金融体系中积累甚至扭曲、放大。从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导致的1929—1933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到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都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我国金融结构的现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不足；资本市场只有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两个层次；银行产权结构方面，以国有产权为主；银行收入结构方面，以利息收入为主。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这些层次的不平衡都会对我国的金融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互为后备的角色。1990年，美国银行业几乎濒临瘫痪，是资本市场填补了融资功能的缺位，否则经济衰退会严重得多；而1998年，当美国资本市场一度陷入困境，商业银行代替资本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其金融业并没因此发生混乱。相反，亚洲国家的经济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银行业的瘫痪而持续衰退，正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严重依赖银行提供经济赶超所需要的资本供给。
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在危机时期可以成为对方的“备用轮胎”，体现了互补的关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正是持有这样的观点。但实际上，商行和资本市场的互补性并不仅是在危机时期才表现出来，还因为他们擅长执行的金融功能存在差异。银行由于“借短贷长”限制了其供给长期资本的能力，而资本市场的股权或债权融资具有提供长期资本的效率，但缺乏商业银行作为中介的信息优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结构在西方各国出现融合的趋势。一方面，原来以间接金融为主导的德国、日本等国纷纷大力发展直接金融，向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靠拢；另一方面，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国家全能银行的挑战下，英美等国的商行不断创新，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回归混业之路。这些对我国现阶段的金融改革很有启发意义，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是互补共生的，两者共同发展不但有利于满足经济持续增长对资金的需求，而且有利于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至于美国的证券市场，其层次最为复杂也最为合理，包括：主板市场（ＡＭＥＸ和ＮＹＳＥ）、创业板市场（ＮＡＳＤＡＱ）、ＯＴＣＢＢ市场、粉红单市场（Ｐｉｎｋ Ｓｈｅｅｔｓ）、地方性证券交易市场（如波士顿交易所和费城交易所），证券市场以外还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市场体系能适应不同规模或处于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风险，能满足各种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
当前，我国刚刚开办中小企业板，缺乏发达的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以及风险投资体系，直接融资效率还不能充分发挥，风险也得不到分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上市公司质量低下两个问题并存的现象与这方面的欠缺也密切相关。企业的成长就像人类接受教育的过程，从父母的启蒙教育到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再到大学，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才能适应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没经过风险资本的孵化过程，没有经过ＯＴＣ等初级市场和区域性市场对企业的筛选、淘汰过程以及风险分散过程，企业的经营风险就会转嫁到主板或银行的身上、会从区域集中到全国。而且，风险投资在承担企业创业初期的高风险和帮助企业发展方面起着银行和资本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在于风险与收益的匹配，这在各层次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过程和风险投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有关创业投资或风险投资，王松奇先生从产业结构升级和促进技术进步的角度提出：创业投资体系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他指出，台湾之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只受到轻微的冲击，是因为台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创业投资为轴心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一个新技术联动体系，因而具备较强的抗外部冲击能力。
从银行体系的产权结构看，我国仍然属于国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民营经济早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并还在继续上升，而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才刚刚起步，民营银行寥寥可数。相比之下，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民营银行的比重都在持续上升；到2001年，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说过，民营银行是未来间接融资的主体。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的成功证明，股份制商业银行能从根本上实现市场化运作，杜绝体制内生成金融风险的隐患。
我国银行的产权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促进民营银行的诞生与成长。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组合，因为要改变国有商行的治理机制，离不开外部的市场竞争。对内开放我国银行业，壮大民营银行的整体规模，可以推动国有银行的改革，有利于改变高风险低效率的金融格局，提高我国银行业与外资银行竞争的能力；与创业投资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还有助于启动民营经济的潜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解决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从银行的经营模式和范围看，我国由于各方面条件制约，仍然是分业经营的少数国家之一，银行业务单一、收入结构不平衡。除光大、中信等少数金融集团外，我国银行涉足的其他金融业务主要是一些代收代付、专业技术含量低的业务，很少涉足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等业务。而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40％—50％左右，有的高达70％。相反，我国银行的利息收入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四家国有银行为例，约占总收入的70％，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25％左右，中间业务收入则只占5％左右。
混业经营在全球范围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业务多元化可以扩大银行资金的使用范围，改善资产负债的结构，在提高资产收益率的同时，可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增强银行业的稳健性。我国银行业马上要面对全面开放的冲击，这样的业务和收入结构无疑使自身处于劣势。同时，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银行体系稳定是我国金融稳定的核心。因此，我国银行必须以混业经营的准备迎接全面开放的挑战，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收入结构优化也不可怠慢。近期，监管当局允许商行开展基金业务，只要能保证对其他基金的平等竞争，这将是优化我国金融结构、增强我国银行竞争力的重要步骤。
由上述分析可知，金融结构对于金融稳定不能不说是根本，它决定了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因此，我国的金融稳定，不仅取决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完善等措施，还取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银行市场化改革这两个方面的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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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魏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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