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日前在中央综治办召开的流动人口会议上披露，公安部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这一消息，无疑再次激起人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期望。刘金国的此番讲话，是近年来公安部领导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最明确表态。从户籍制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尽快取消户籍限制已是大势所趋。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达成了共识，即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但由于在户籍制度载体上附加的各种利益关系非常复杂，改革有很大的成本代价，所以，在学界尤其城市管理者中，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是该快还是该慢认识不一致。大多数城市管理者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不希望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他们经常提到的两个理由是，过早放开城市户籍会出现“城市病”，并挤压城市人口就业机会。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从世界城市的发展来看，随着人口的大量涌进，的确会出现贫民窟、犯罪增多、城市环境脏乱差等所谓的“城市病”。换言之，它似乎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是，不能因为怕出现“城市病”就紧闭城门。关闭城门，不让农民进来，“城市病”是没有了，可城市的活力和生机也随之而去。事实上，防治“城市病”的最好药方，就是在人口自由流动中发展城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况且，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很多“城市病”并不是放开城市户籍造成的，恰恰是农民进城后没有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致。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城市病”无法解决，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比起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来，“城市病”是第二位的因素。

　　　 挤压城市人口就业机会也一样。农民进城会加剧城市就业的竞争，但我们不能以此来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不能仅仅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就束缚农民的迁徙自由、牺牲农民利益。过去半个世纪，我们一直在犯这样的错误，市场经济下，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其实，农民进城本身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量低成本的农民工将大大提高城市的发展效益，它只会加剧就业竞争，而不可能导致就业环境的恶化。

　　　 户籍制度改革，牵涉到自由迁徙的基本人权。从历史来看，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一直没有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也一度实行自由迁徙，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户籍制度，并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从国际范围来看，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也没有因自由迁徙而引发什么乱子。即使从目前一些对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比较大的地方来看，问题远没有预想的严重。比如石家庄，全面放开市区户口准入限制，规定只要居住两年就可在石家庄落户。此举曾引起很多人担心，但实行一年多来，落户10万，基本平稳有序。

　　　 一些城市管理者对放开户籍的担忧，其实是出于他们的私心。城市需要建设，就要有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也就需要市场化的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像任何一个经济主体一样，如果这一目标可以在成本很低的条件下得以实现，那么它将毫不犹豫地压低成本，将劳动力的流动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而户籍制度为城市的这种简化行为，提供了合法性根据。有了这一制度，城市管理者既能得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又不需要为此支付势将减损城市利益群体的当前福利，何乐而不为？

　　　 社会发展到今天，现有户籍制度的存在，在限制了人身自由、割裂了社会共识的同时，阻碍了社会的整合和良性运行，制约了人口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无论从制度的效率，还是从公平度来看，适应计划经济要求的户籍制度都与现代的社会发展格格不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取消户籍限制，天不会塌下来。

　　·左右聚焦·
·中国拟取消户口界限
·追求合乎正义与平等的户籍制度
·没有户口的30年 屈辱的30年
·户口照耀不到的地方
·户籍管理统一蕴含未来经济潜台词
·户籍制度改革需破除两个分割
·谨慎推进“农转非”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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