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行)的股份制改造“卡壳”了。

    此时，距离央行副行长苏宁提出的“争取到2006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还剩下一年时间。

    2005年11月初，农行向有关部门第三次上报股改方案，但至今未得到批复。此前，农行先后上报过分拆改制方案和整体改制方案，但均被否决。

    来自权威渠道的消息证实，农行上报的方案核心内容为：国家拿出近万亿元左右来弥补农行的可能窟窿，并保留目前仍在运行的经营机制。

    在建行完成上市，中行、工行股改相继完成后，农行成为最后一个没有改制的国有银行。在更高层看来，只有农行的股改完成了，国有银行的改革才能算得上成功。

    或许正因此，有业内人士分析，农行上报的方案提出了许多对自身有利的条件。但有些权威人士担心，如果农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不进行调整、经营机制不转换，那么巨大的注资很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

    最后一家

    当建行已经实现海外上市、中行即将海外上市以及工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即将完成之际，四大银行中惟一一家尚未进行改制的农行依然没有进展。

    本报了解到，在农行的三个上报方案中，分别提出了8000亿、9000亿、1万亿的国家注资计划。

    一位权威人士向本报指出：“这些方案的核心内容都是希望国家出八九千亿乃至上万亿注入农行，仍然保持现有的体制基本不变。这种改革方式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

    事实上，最高层一直都很重视农行的改革——只有农行的股改完成了，国有银行的改革才能算得上成功。据权威人士透露，农行股改何时启动取决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是国家财力能否支持农行巨额不良贷款包袱的尽快解决，以及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通盘考虑下农行股改的方式；内部因素是指农行各级管理层的改革意愿是否强烈以及股改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完成。

    这位人士认为，撇开外部因素不论，在农行内部，由于高级管理层的股改意愿程度不一，股改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上没有动作。在他看来，基于农行的国有体制和经营状况，对于农行的高级管理层而言，既缺少股改的内部动力，也缺乏股改的外在压力——高级管理层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农行内部，缺乏对高管层的制衡机制；在农行外部，缺乏独立的财务审计和信息披露；在监管方面，银监会不能对农行进行有效监管和资本约束。

    其实，过去两年来，农行内部呼吁加快改革的声音一直存在，在中层干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据有关人士透露，在2004年初中行和建行股改启动之后，当时的农行研究室主任宋先平组织相关人员拟定了加强综合管理等12套改革方案，希望作为股改的前期准备工作加以实施。但是这12套方案最终都没有上农行党委会进行讨论，更谈不上实施了。

    就在这些方案拟定后不久，宋先平被调任农行吉林省分行行长——农行吉林省分行是整个农行系统资产质量最差的省级分行。

    今年7月19日，农行2005年年中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原定的议题，股改工作不在这次会议讨论之列。但是农行各省级分行的行长明显感受到需要进行改革的压力——他们身处基层，对于其他国有银行股改后的积极变化有着切身的体会，因此改革的要求很强烈。由此，农行总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讨论稿)》才被提交讨论，这也是农行首次明确进行股份制改造。

    改革动力

    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国有企业以前的劣势在农行身上也有所体现——缺乏公司治理，没有建立有效制衡、相互制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在农行，由于没有建立董事会制度，缺乏对高级管理层行为的监督和约束，缺乏对高级管理层整体经营绩效的考评。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结果，自然可能影响效率。

    如果农行要进行股改，首先要成立董事会，董事会将对高级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制衡，对高级管理层的经营绩效进行考评，这无形中在农行内部增加了对高级管理层的约束。如果像建行那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到海外上市，将会面临来自境外战略投资者股东代表和国际公众投资者更加严格的监督和外部约束，这将大大削弱现有高级管理层的权力。

    同样，对于农行高级管理层的行为，也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市场监督。按照新《巴塞尔协议》，充分的信息披露下的市场约束是银行安全运营的三大支柱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农行还没有进行全国性的财务审计，其所披露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接受农行委托的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并未为其出具审计报告，而只愿意提供审阅报告。

    据知情人士透露，每次监管部门要求农行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进行财务审计并如实披露时，农行总是申请豁免披露其真实财务状况，其理由是：一旦披露了真实财务状况，巨额的亏损或者数以千亿计的负资本将会影响农行的对外形象，从而影响农行的正常经营，同时也会影响海内外各界对于中国金融稳定的担心，甚至引发金融风险。以此为理由，农行每年都得以豁免披露真实财务状况。因此，农行真实的财务状况如何，外界并不清楚。

    农行的公开信息称，到2005年9月底，其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为6919亿元。从农行三个改制方案中要求国家注资的金额来看，农行的窟窿似乎不止于此。

    此外，农行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之一，银监会很难对其实施严格的监管。银监会目前对商业银行的主要监管手段是资本充足率监管，由于农行的净资本是巨大的负值，银监会并不能按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要求对其监管。这就使得农行可以不受资本约束来发放贷款，而不是有效的控制贷款增长，集中精力解决存量不良贷款等问题。

    从2002年初到2005年9月，农行的贷款增加了11400多亿元，增量高居四大银行之首。在很多银行出于资本约束的考虑控制贷款的过多发放时，农行却在到处抢夺项目发放贷款；当他们利用贷款的定价权进行贷款利率上浮，以有效的覆盖风险时，农行却以更低的利率来把这笔贷款抢来，而不考虑低利率定价是否能够覆盖风险。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博士告诉记者，在中国的金融界乃至企业界，在缺乏产权约束下，往往是企业的规模越大越有发言权，而不是效益越好越有发言权。随着农行贷款规模的越来越大，其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大，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不良贷款余额的明显下降，反而使得国家最终的救助成本越来越大。

    拉大的差距

    “由于高管层的阻力，过去两年来农行基本没有为股改准备”，这位权威人士向记者指出。而过去两年，正是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股改迅速行进的时期。

    2004年1月，中行和建行股改开始启动，当时国务院就已经明确，即使没有开始股改的国有银行，也要加快内部改革的步伐，做好股改的准备。2004年3月11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记者招待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工农两行虽然不是改革试点，但是我们也要求他们加快内部改革的步伐。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因此，他们也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拟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并且组织实施方案。”

    虽然工行的股改在今年4月18日才启动，但是工行此前已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2004年10月，工行就成立了股改办，当时就提出了18项工作需要提前准备，包括不良贷款的分类、聘用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等等，整个过程组织得非常严密。”工行股改办总经理潘功胜说。

    而农行在过去近两年中，可圈可点的股改前期准备只有今年下半年才开始的两项工作：今年7月，农行选定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对四家分行进行外部审计试点；从今年9月份开始，农行对全行资产风险状况开始进行彻底的清查摸底，以摸清信贷资产风险状况、不良贷款的真实形态。当农行开始这些基础性工作的时候，建行和中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行的财务重组也已经完成。

    农行与其他三大银行的差距越来越大。

    “农行高级管理层的这种消极面对股改的行为，已经对国家的整体金融布局形成了严重的干扰”，这位权威人士向记者指出。“其实，农行的改革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国有独资银行改革领导小组一直对农行的改革特别重视，希望在时机成熟时尽快启动农行的改革。但是改革不是外部单方面推动的事情，除了国家注资以外，最重要的是农行内部，特别是农行高级管理层要做好股改的内部准备工作，积极推动股改的早日进行，而不是仅仅指望在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由国家拿出巨资来为他们填补窟窿”，业内人士认为。

    本报了解到，在明年“两会”上，将会对农行股改的问题进行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