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许多社会福利被逐步取消，但同时应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公共支出却没有及时跟上，这使得很多人不敢妄言扩大消费

　　长期以来，在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与出口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不少发达国家，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均维持在70%左右，而在我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只有36.3%，即使经过此次GDP现价总量的调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也仅上升了1.5个百分点，达到37.8%。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从短期来看，依靠投资与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思路可能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多次出现的经济过热和目前所面临的国际贸易压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将经济增长的动力转移到扩大内需上，既有必要性也有迫切性。

　　对于如何扩大内需，业界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下，要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同时入手：

　　第一，要解决居民的收入预期问题。经济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消费者是理性的，他们的消费不仅受到当期自身经济条件等因素的硬性约束，还会受到未来收入预期等因素的制约。如果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感到不明朗，那么，为了应对不虞之需，他们绝不敢盲目地增加当期消费，并不得不进行近期储蓄以规避未来风险。因此，国家目前采取的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往往只会带来储蓄的增长。

　　针对消费者未来预期不明朗的担忧，政府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深化宏观调控的同时，努力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平稳的较快增长，使消费者建立起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第二，要解决新民生三大问题。自我国从1998年实施住房、医疗、教育的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快速上涨的房价、虚高不止的医疗费用、高昂的子女教育支出像压在中低收入阶层头上的“三座大山”，已有专家称之为新民生三大问题。因此，在这新民生三大问题的压力没有被有效化解之前，部分人群的消费水平很难有实质性提高。

　　第三，要解决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滞后的问题。从我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许多社会福利被逐步取消，但同时应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公共支出却没有及时跟上，这使得很多人不敢妄言扩大消费。

　　例如，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是按照“低工资、广就业、高福利”的思路建立养老保障体系的，保障资金全部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很多破产企业的职工完全丧失了计划体制下的保障承诺。他们不得不独力承担改革的成本，不得不缩减开支、增加储蓄、购置保险来应对市场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缺乏有效保障的前提下，他们也很难增加消费。

　　针对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种种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解决普通民众承担过重改革成本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改革阶段，不能把负担过多地转嫁到民众身上，政府需要明确社会改革的先后次序，解决最具紧迫性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三大问题。应采取由财政资金兜底的方式解决保障资金来源，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保障水平的底线和保障的覆盖面。只有解决了保障问题，消除了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才有可能使他们增加消费，扩大内需。

　　第四，要解决中高收入群体消费热点转换的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特殊国情造就了一部分中高收入群体。他们具有很高的收入水平，也具有很强的消费愿意、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但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知道，高收入群体增加消费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增加很小。因此，在当前消费热点没有较大变化的条件下，增加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很难使他们的消费水平有大幅增加，难以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针对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问题，要采取进一步拓宽消费领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的措施。在汽车、住房等原有消费热点的基础上，开拓和挖掘文化消费、旅游消费等新兴消费领域，以促进他们的消费，扩大内需。

　　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不足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增长的薄弱环节在消费，消费的薄弱环节在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的薄弱环节则在农民消费。因此，要扩大国内消费，就必须增加农民的消费。但是近年来，由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农民的消费能力已经严重萎缩。因此，要扩大消费，就必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坚持“多予少取”的政策，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坚持“放活”，切实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责任编辑：桂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