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医改那样，公众的关注点，是否在于迫使主管部门去亲口承认教改失败方才甘心？显然不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主管部门出来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以澄清一些观点，消解社会困顿。

　　那么，王旭明的说法能为公众消解困顿吗？显然不能。一方面，王旭明对教育改革的整体评价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如王旭明所承认的那样，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因为教育产业化必然产生的教育不公、教育腐败和教育产业泡沫三大恶症，势将颠覆教育发展的所有成果。由此而言，成功的教改也就必然意味着与教育产业化的远离。但是当我们以此来揆诸现实之时，我们是否看到了教改与教育产业化背向而驰的局面，他们二者之间是否一直保持着理性的距离？答案是否定的。考察近二十年的教育发展历史，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教育产业化”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一步步合理推导出来的结果。

　　以高等教育为例，从1985年至今有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1992年，以1985年中央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主要是扩大高校自主权。第二个阶段是1993-1997年，以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指导思想，建设“国家统筹规划、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促成学校间基于社会需要的合作办学等。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至今，改革重点是理顺教育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在教育管辖权上的关系，促进学校之间的合作与合并，扩大学校规模，实现联合办学，资源共享。

　　2004年10月1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由此认为：从整个改革过程的逻辑链条可以看出，社会上所批评的教育产业化，大部分举措都是沿着这一逻辑链走下来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的提出“教育产业化”，但是多年来一系列旨在降低教育公共产品属性的政策导向，却使得教育产业化成为愈演愈烈的事实，以至于当2004年一连有三位教育部高官发言否认或反对“教育产业化”之时，已有积重难返之势。而这种状况体现于百姓身上，则造成了“读不起书，上不起学”的现象大量存在。

　　反思教改，就必然不能忽略了教育产业化的现实影响，否则只能陷入左右互搏的尴尬。如何消除中国教育发展当中的教育产业化色彩，还原教育应有的国民福利及公共产品属性，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种更加紧迫的现实面前，是否非得去为中国教改作出一个整体成功的评判，显然并不是最重要的。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