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2日，国资委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坦然宣称央企盈利大户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而否认其为垄断企业，否认其垄断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此番言论引致轩然大波。相映成趣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教育部发言人在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时也断然否认中国教育改革失败，并列举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辉煌成就来驳斥教育改革失败的论断。

　　服务型政府要回应社会批评

　　在政府转型已公认为“十一五”期间改革的关键环节，公共服务型政府已公认为政府转型的主要目标的大背景下，政府相关部门必然要面对来自社会越来越高的质疑声浪乃至批评声浪，而且越来越难以回避这样的声浪。国资委负责人和教育部发言人的上述最新宣示，就是对来自社会的质疑和批评声浪的正面回应。相比于“笑骂任尔，好事我自为之”的传统强悍做派，这种正面回应无疑是善意的，积极的，是政府相关部门与公众沟通的一个起点，是向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跨出的一小步。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他们回应得对还是错，我们都应该为之欢呼，为之加油。

　　但方向上的正确，原则上的正确，并不能掩饰技术上操作上的失误。在不平等的产权保护和市场禁入仍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否认石油、电信、电力等垄断企业的垄断性质，否认其垄断对公众利益的侵害，未免与常识相距太远，令人不能不怀疑其诚意。坦然而不坦诚，会使沟通效果大打折扣，有违沟通的初衷。教育部对中国教育改革成果的评估，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

　　如果说教育部对教育改革成果的评估不是离常识太远，至少也与公众的感受不合。当然教育部还可以列举更多他们所认为的事实，更多他们所掌握的数据，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但无论这类事实和数据怎样多，无论他们认为那些事实和数据怎样无可争辩，在公众来说，那些事实和数据毕竟都不如自己的切身体验更可靠。因此教育部的苦苦辩解很难具有说服力，最终不免归于徒劳。像国资委负责人的最新宣示那样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教育部的辩解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人的视角都有盲区，最大的盲区就是俗语所称的“灯下黑”。即便已经意识到没有充分的逻辑和事实依据证明自己的清白，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主动承认自己的失当。而如果论证其失当的公认程序阙如，这时的外界压力也未必起作用，而很可能恰恰相反，压力愈大愈使其没有退路，愈不能为外界压力所迫而坦然承认其失当，愈要勇于自我辩护，坚持错误，甚至要以新的错误来掩盖旧的错误，使解决问题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使社会风险成本愈来愈高。

　　教育部发言人的前番宣示，固然是与公众沟通的一个起点。但起点不见得必然带来好的结局，而只是为好的结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即比较坏的结局不能完全排除，那就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教育问题的积重难返导致的深刻的社会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引致的不断高涨的尖锐的外部批评，超出了教育部门的心理承受能力，无从消化，于是干脆缩回自己的世界，自行其是。这时公众虽然可能取得了相对于教育部门的话语优势，但没有执行权和执行力，不可能靠自己直接实施教育改革。那么教育改革的进程就很难指望实质性的进展，教育改革就有最终陷入僵局的危险。

　　政府公众之间要有缓冲地带

　　要避免这种比较坏的结局，单靠公众的批评和教育部门的辩解这样的双边互动是不够的。没有沟通是万万不能的，但沟通不是万能的。怎样沟通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具体到教育问题上的激烈争辩，沟通文化或者说沟通艺术的讲究就特别必要。必须承认，对已经习惯于单极信息和单极决策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沟通文化和沟通艺术是很不发达的，这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体机会成本趋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问题的解决应该引以为鉴。在教育部门的辩解和公众的批评之间，应该有一个缓冲地带，应该有第三种声音出现在这个缓冲地带。

　　这方面也并不是没有比较成功的先例可循。比如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高强就曾经面对社会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激烈批评宣示，卫生部应埋头做好自己的事，而不要自己去与公众争论医改是否成功。高强的这番宣示相对于国资委负责人和教育部发言人的前番宣示，显然明智得多。这种明智当然可能是因为高强个人更具政治智慧，但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则在于卫生部与公众之间，已经先有第三种声音的主动介入，那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介入。国研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通过严格的论证程序得出结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总体讲改革是不成功的。由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作出权威论证，这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各走极端、避免沟通失败的最可靠的模式。在公共决策必须以广泛的公众参与为前提，因此政府相关部门与公众的沟通密度愈来愈大之当下，第三方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不可小觑。怎样让第三方的声音真正响亮起来，这应该是规范利益博弈、建设和谐社会的一种头等重要的命题。

　　(作者系《南方周末》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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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