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中，曾经在中国合资上百家企业，拥有庞杂资本机构的日立（中国），走向了坚决的控股经营、摒弃中方的发展道路，可谓是一种必然。

　　2002年8月，预谋已久的日立撤资计划，正式进行。没有风光的媒体招待会，没有热闹仪式，甚至就算站在福日公司的门口，你仍旧能够感受到这个已经失去昔日辉煌的公司仍旧像往日一样沉静。悄没声息的，日立公司将全部文字资料从福日公司的本部搬走，到鼓山脚下原福日公司所属的一片厂区中的一座办公楼。自2001年起，这里新成立了一家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合资三方和过去的福日公司一样，只不过在这个新公司中，日立所占的股份为51％，原来在福日控股的福建信息集团所占股比下降到了47％。这仅仅4个百分点的股份变化，日立则完全掌握了新公司的控股权，再也不用受到中方的羁绊，可以放开手脚来开拓他们早已看好的中国大屏幕高清晰彩色电视机的市场。

　　2005年12月，我们重新访问了坐落在福州市15中学旁边的原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的所在地。而今只剩下一片废墟。门外的厂牌还在，但厂房已经推倒，被平整为平地。据工地施工人员介绍说，这里今后将实施一个房地产项目，这片原本属于福日的都市黄金地段，将在不久之后，用林立的高楼大厦，体现它的价值。

　　在废墟的残砖碎瓦中，我们幸运地找到一面残破的厂旗，几根印着“创出中国名牌”的半截礼仪绶带深埋在土层之下。两张在公司鼎盛时期领导访问的照片默默躺在砖石缝隙中，照片显然被雨水浸泡过，好不容易将其分开，已经很难辨出本来面目。另外还有一张属于综合办江某的一张胸卡，躺在厂旗下，无语而无奈。

　　合资的悸动

　　居住在中科院宿舍的李太太向《中国财富》记者展示了她家的两台电视机，一台是在70年代，通过各种关系凭票购买的原装日立彩色电视机，李太太骄傲地告诉记者，在当时所处的圈子中，她家是第一个拥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另外一台，是1999年购买的日立牌25寸彩色电视机（原福日生产），这也是她家的第二台电视机。如今，这两台电视机仍旧清晰如初。在客厅显著的位置上尽管已经摆放了一台国产42英寸的大屏幕背投，但是这两台电视她一直没有舍得淘汰，一台摆在了老两口的卧室，一台放在了饭厅。

　　“那电视的质量真的很好，从买回来到现在，除了给那台老式的电视加装了遥控器以外，从来没有维修过。”李太太称。

　　的确，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几乎都不会忘记日立或者福日这两个品牌，它们可谓是当时最好的电视机的代名词。

　　1979年，经历了文革阵痛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10年中一直被压抑着的购物热情，一下子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老三大件迅速转移到“彩电、冰箱、洗衣机”这新三大件身上，其中，以彩电尤为气派。一条胡同中，如果某个家庭有能耐弄到一张彩电票（当时的彩电需要凭票购买），买到一台彩色电视机，那实在是风光的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当时的中国，民用产品的生产发展落后，国内仅有牡丹、金星、凯歌等有限的几个电视机品牌，而且产量不足，技术也比较落后，一般只能生产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基本上依赖进口，松下、日立、东芝成为市场上最常见的彩电品牌，市场占有率高达80%，给国家有限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于是，发展中国自己的高技术含量的彩电业，便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文革刚刚过去，政府掌握的有限资产需要解决能源、基础建设等更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对于民用产品领域，相关的投入不足。好在政府寻找到了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将“合资”引入到国内工业发展中来。于是，经过东荣商行的牵头，1981年日立在福建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建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彩电企业、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和第一批国内生产彩色电视机的企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重工企业之一，日立与中国的合作可以一直推溯到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1973年唐山火力发电场，便是引进日立技术。还有当时的中国气象与铁路专用电脑，也是日立的产品。这些早期合作项目，为双方日后大规模的合资合作打下了基础。因此，到1981年的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时，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无疑，当时日立看好的，是中国的市场和较低的劳动生产成本，而中国需要的是日立彩色电视机生产和研发技术，以及获得资金迅速展开生产。在初期的蜜月期，双方可谓是都获得了各自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福日牌彩电便在中国市场打开了知名度，市场占有率一路攀高，双方都在合资中赚得钵满盆满。一时间，福日与联想、四通、海尔等同被誉为各自行业的技术先驱，名列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第六名，曾先后创造了18项中国彩电技术的“第一”：福日是我国第一台单片机芯彩电、第一代数字化高清晰彩电、16×9宽屏幕彩电的发源地等等。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国有彩电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福日的蜜月渐渐结束，迎来了它难以逾越的阵痛期。

　　市场的阵痛

　　由于彩电生产行业进入门槛低，投入不大，当时最便宜的一条彩电生产线，仅为1500万人民币。因此，自从彩电成为市场消费热点之后，彩电生产厂家便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再加上政府还采取限价政策，一台17寸普通彩电的价格被限定在1400元，但是黑市价格却高达2800元，一张彩电票的黑市价，与一台彩电价格相差无几。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空间，几乎一夜间全国矗立起200余家彩电厂。但好景不长，很快，彩电生产便由求大于供转变为供大于求的局面。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1991年国家放开了彩电市场价格，中国彩电产业的发展，真正走向了市场化。

　　在国家放开彩电价格初期，一时间彩电价格飙升，甚至达到2800元，几与黑市价格持平，但是市场风云瞬息万变，不出几个月彩电的价格便回落到市场价格的一半左右，彩电厂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持续几年的彩电价格大战下来，主流彩电价格已经跌去了80％，百花、孔雀、黄河、西湖、金星、北京等电视品牌已消失了踪影。由于产能严重过剩，技术更新能力不足，中国彩电行业也渐渐陷入了景气循环的低谷。

　　而此时的福日，正将目光紧紧盯在彩电出口上，根本没有把国内市场当回事。而当国际市场对中国彩电开始抵制的时候，却发现国内市场已经是国产品牌的天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立与福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的蜜月终于走到了尽头，不但曾经合作初期的高额利润已经不再，而且正逐步走向亏损。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1999年福日的亏损额有1个多亿,此后每年至少也有几千万的亏损。据分析，福日的亏损即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便是几年来市场竞争加剧，残酷的价格战使得传统“小电视”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内部因素则在于多年来一直没有再投入，生产规模一直上不去，而营销渠道落后，更是形成软肋。在福州，我们采访到当初一位福日彩电的山东经销商，他说：“福日几乎从来不促销，更没有降价，在市场价格都普遍下跌的时候，福日在价格上真可谓是一枝独秀。而且，市场宣传几乎没有，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福日）使用的是什么显像管，用的是什么技术，能够达到多高的分辨率，用的是哪一种纯平技术。……再加上经常断货，特别是当时市场热销的25寸和29寸纯平彩电。”

　　如何解决当前在市场上面临的困难，日立与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始产生分歧，前者谋求在生产转型上进行突破，贯彻日立本部的全球化目标，全面放弃CRT电视机的生产，转向背投、液晶等大屏幕、高清晰度产品的生产，而后者则认为应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在“小电视”领域稳打稳扎。尽管如今双方谁都不愿意承认，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当时双方一定在此问题上争执不下。现任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总经理杉崎觉先生在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表示：“往事不堪回首，不说也罢。但总的来说，当时日立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2000年，日立本部也开始亏损，到2001年，亏损额更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为此，作为日立“脸面”的家用电器领域，更需要通过高技术、高亲和度和高市场占有率，为日立重塑品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传统电视行业全线撤退进入高清晰度电视生产领域，不仅仅是中国一家合资企业的事情，而是整个日立全球战略的问题。有了这样的环境和背景，双方的分后便是在所难免了。

　　分手在雨天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在2002年之后，70％的外资在中国选择独资方式，这和其它市场是相悖的。 “有政策放开的原因，但更多是与中方合不来。”商务部高级研究员马宇分析说，合不来是因为目标不同。他认为，与外方合作多为中国国有企业，这一点就决定了合资企业中方与外资在发展目标上不会一致。外资企业追求盈利最大化，而国有企业和资本一般都另有目标。如追求规模和销售额，即使出现亏损也不在乎。更极端的例子是在危机关头的一些重大决策上，马宇举例说，“效益不好公司要裁员，中方很可能反对，因为要考虑地方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是国企的一大责任。”

　　外资企业在合资合作过程中，其目的只有一个：赢利。但是，中方管理人员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多种多样：就业、地方经济增长、技术、GDP等等，都是他们肩头的责任。目的的不同，自然很难获得真正双赢的局面。据统计，1997年我国外商独资企业合同利用外资首超合资企业；1998年起独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赶超合资企业，至2001年新批独资项目已比合资项目多出七成，投资额更是翻番。外资企业需要轻装上阵，争夺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份额，而不愿再同中方一起背负沉重的责任。另外，一项国际性的合资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合资企业的成功率一般只有1/3。如果是一家独资公司，可以完全按照母公司的策略来进行生产经营，但有了合资方后，如果要按照母公司意图来推行，这就要花很大气力来协调管理风格和管理制度，协调成本很高。等等这些问题，在福日的合资项目上都有体现，终于迫使日立下定决心从福日撤资，独自将自己的“高清战略”进行到底。

　　据了解，由于福建方面对与日本日立的合作非常重视，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之下，双方通过较长时间的商谈，逐步形成了共识：日立将其在福日彩电的股权置出转入新组建的合资公司--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据了解，这种置出转入的具体过程相当复杂，包括投入资金、购入福日彩电原有的背投电视生产线、出资承担部分福日彩电债务等。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则以土地和厂房等作价入股，最终，日立获得了新成立的合资公司--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51%的控股权，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占股份47%，东荣商行仍旧占股2%。而后，日立公司再通过增资，将自己的股份提高到78%，福建信息集团股份只剩下20%的股份。日立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自己在中国合资企业中的绝对控股权和话语权。但是，此时的日立在市场上已经销声多时，《中国财富》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很多年轻消费者已经不知道还有日立这个家用电视机品牌。可以说，在福日合资的20年中，日立没有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市场，而中方的福日，也没有获得他们朝思暮想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几成一个美丽的气球，禁不住“撤资”这根针轻轻一捅就破碎了。

　　漫步在五一北路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遗址上，当初的厂区围墙上的厂牌还在，只不过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光鲜和灿烂。围墙内满目凄凉，碎砖烂瓦在原来的地基上堆了厚厚的一层，稀稀落落的建筑工人，正在为今后新的小区建设勘探地基，也许不久后，这里将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喧嚣，矗立起一片片的高楼大厦，人们再也记不起这里曾经有一个令福建人无比骄傲的品牌：福日电视机。

　　独行在路上

　　福州的出租司机似乎并不知道，如今日立在华的合资企业仍在继续生产着日立的产品，提到日立，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的，还完全是过去福日的记忆，独立后的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还没有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电视机领域中崭露头角。但是，一路打听，我们还是找到了新的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在鼓山下的厂房，这里原来也是福日的生产基地，只是远离市区，隐藏在一片群山与村居的角落中罢了。

　　在这个生产基地中，福日仍旧保留着一个生产单位，是厂区一角的一幢楼房，目前，他们已经不再生产电视机，而仅仅生产一些线路板等相关元件。而日立则拥有厂区中绝大多数的厂房和办公楼，前来拉货的物流公司的汽车，正在将一箱箱日立产品装车，准备送往全球各地。独立出来的日立公司，似乎正生意兴隆，主打产品等离子电视机，刚刚获得中央电视台高清电视合作伙伴称号，成为继松下后第二家被中央电视台认可的高清彩电品牌。

　　公司的总经理杉崎觉一幅工人打扮，领着我们在厂区内各处参观、拍照。据介绍，自去年10月以来，日立的等离子电视机、背投、液晶电视机和投影仪等四大产品逐渐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背投彩电的市场份额从去年10月的第8位，一下子蹿升到今年的第2位，市场零售量占有率达到18.8%，与市场第一名的长虹，仅差0.2个百分点（据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统计）。等离子电视更是从无到有，为了尽快上马等离子项目，日立将库房移出厂外，把原来的库房经过简单的改造，作为新的生产车间。在略显空旷的车间中，一台42寸等离子电视从原料准备到成品包装，大约只需要2个小时完成，全部在日立的新建厂房中。这其中还包括45分钟以上的产品老化时间（等离子彩电元件基本上依靠进口，国产化率很低）。

　　在企业的管理上，日立摒弃了原来的流水线生产模式，转为细胞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与传统流水线方式相比，克服了原来生产线上因某一个工人生产速度缓慢，而导致整个生产流程缓慢的局面，通过单个小型作业区，一个工人生产数道工序为基本单位，组成短线生产，而求达到最佳生产效率。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日立控股后的企业，似乎比过去焕发了更多的活力。而生产的产品也与世界其它地区产品，在技术和工艺、售后服务方面完全同步。当地政府也对新成立的日立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在仓库改车间项目上，由于牵扯了太多电力、环境等配套设施的变化，福州市委副书记陈扬富亲自现场办公，督办各项基础设施的尽快落实。同时，市政府还将出资，把日立厂门口的道路扩充到22米，并投资为其修建一处库房。之所以福州市为日立做出这么大的投入，无非是因为企业赢利了，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解决了职工就业和国家地方财政收入等问题。

　　这些新的业绩、重新出现在市场中的日立品牌，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我们都无法不回想当初福日公司所面临的尴尬：为什么在中方控股的福日最终因高额亏损告终，而日立控股后，却能够获得市场的效益？也许“合资时代”真的结束了，而随之结束的，还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阴影，一个真正决策科学化、管理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的新经济时代，终于到来了。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