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众所周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最具政府信用的金融资产。长期以来，担负着的不仅是城乡居民数万亿存款的“存管”任务，而且，它还是我国数万企业直接融资的骨干渠道。因为背靠政府信用，在很多人看来，四大银行几乎是没有风险的。

　　但与此同时，熟悉中国银行业现状的专家不断发出警告：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式经营，也由于来自外部的行政干预，我国银行业的运营状况不容乐观。更有人士称，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早已“技术性破产”。

　　但改革是必须推进的。在今年的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剥离后的国有商行1.4万亿不良资产将由中央财政负担”的表述，无疑是为了宣示财政支持银行改革的坚定信心。

　　在财政为银行改革成本买单的前提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实行股份制改革、如何对内资外资开放，在2005年出现了一些亟待澄清的疑问。

　　首先，国内非公有资本如何参股四大行？是否可以享有和外资同样的机会？在交行以及建行、中行高调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同时，人们鲜有看到民资进入的迹象。而根据非公经济“36条”的精神，向外资开放的领域也应同时向民营资本开放。

　　看来，政策层面应该没有针对民营资本进入国有银行的限制。由此，人们不禁怀疑：银行改革对内资特别是民营资本没有进行平等的开放。

　　或许对于四大国有银行而言，改革并不仅仅意味着引入投资者，他们要引入的，是“战略投资者”。主要理由有三点：其一，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增加公众投资人的信心，移植先进的管理经验，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其二，国内没有“合格”战略投资者。所谓合格，既指投资者要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拥有丰富的国际化银行运作经验。其三，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会遇到外部的巨大阻力而进展缓慢，乃至可能以失败告终。而通过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借助外力推动，并以国际理念引导改革，这些可能的问题或者风险就可迎刃而解了。

　　这，似乎是国有银行改革最合适的路径选择，事实上，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把目光聚焦在境外资本，尤其是著名金融机构的身上。

　　然而，针对上述三点，国内各界人士却纷纷表示了担忧。比如，有人举交行为例分析了其引资后的运营状况，认为外资机构也有自己的考虑，少量参股的安排根本无法让其拱手把核心管理经验、会计技术等“送”给中资银行。

　　人家参股，只不过是为了分享人民币升值，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为将来更多参股甚至控股作铺垫。也有人拿“引资战略”为例，直指这样的战略很像某种性质的“逼宫”。更有人指责这背离了“程序公正”。此外，有人不无担心地表示，如此下去的后果便是国内银行改革逐步滋生对外资的“输血性路径依赖”，从而最终丧失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独立不倚”的原则，因为，这不是一家，是中国最大的4家国有银行在齐唰唰地单纯地引进外资。

　　更何况，WTO保护期即将结束，国外的金融机构难道真的会把自己的技术，拱手送给未来的竞争者？我们所看中的“战略技术”，也正是人家的核心竞争力，仅仅一成多的持股，就能让这些专打算盘的金融机构与我们“坦诚相见”？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供我们实验。四大国有银行选择同一路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

　　这些疑问，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国有银行改革以股权换技术的路径选择，如果被解释为单纯向外资开放，“市场化”有被“外资化”的嫌疑，即只要对外资开放便可以抛弃市场化必需的程序公正原则；“市场化”有被绝对化的嫌疑，即只有市场化的定价才能获得溢价，而政府干预哪怕是政府鼎力支持，都被视为产生折扣的“变数”。人们不禁要问，我国银行除了有“制度性折扣”，难道便没有“制度性溢价”？有哪个国家的银行能得到政府如此力度的支持？

　　这些疑问，理应经过充分论证。

(责任编辑：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