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的中午，一位65岁的老读者找上门来，要和笔者谈一谈经济学界正在面临的学术分歧。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位退休老教师从去年国企改革大讨论的分歧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证明说，有的国企即使没有产权制度安排也能够获得成功的路径。

　　老先生说，他支持郎咸平教授提出的企业信托责任制度，但在具体操作上，这个制度还需要更多实践支持。老先生走的时候，留下了他三十年来辛苦总结出来的理论成果，并认为这些理论有助于解决目前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送走老先生后，笔者有一种感觉：对于国内的很多经济问题，人们都可以举起理论的旗帜，但进入操作层面后，老先生和红遍全国的郎咸平教授却面临着同样的实践困境。

　　“应当用严刑峻法保障国有企业的信托责任”，当郎咸平一面指责国资流失一面呼喊着建立新制度的时候，热情的支持者忘了问一声“具体制度如何确立？严刑峻法又是什么？”笔者记得，在年末的一次论坛上，听到同样发言的企业家们只不过微微一笑，把它当成一篇“奇文”而已。

　　上周，一篇批评郎咸平的文章在网上点击率很高，郎咸平受到斥责的内容正好在于对中国经济的随意指责和开不出“药方”。

　　今年以来，郎咸平开始了新一轮批评，虽范围更广，但方法上并没有当初指责顾雏军时事无巨细所列出的解决之道。从国企改革到教育改革，他都毫不客气地说它们不成功但又提不出具体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主流学者李剑阁则呼吁学界在事实上要坚持改革方向。

　　因此，从去年起就僵持不下的号称“挺郎派”和“挺顾派”的人物同时滑入“瘸了一条腿”的尴尬境地——熟悉制度安排的一方在道德支持上毫不占优势，支持率高涨的一方却提不出来改进的办法。还有一大批学者低头不语，只把这种分歧看成技术问题而寻求操作上的改进，而更加坚持的人甚至选择重回过去的经典理论中去寻找答案，就像那位老读者一样。

　　再过4天，“郎顾公案”所引发的讨论就要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以道德诉求获胜的“挺郎派”，最终还是要面临制度操作层面的拷问，如果郎咸平过不了这一关，虽然他仍能保住名气，但是广大的听众将会越来越失落。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