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即将过去的一年曾被称作“改革攻坚年”。中国经济时报在年初的社论中鉴于围绕改革的纷争，也曾呼吁形成“新的改革共识”。但是，一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改革共识不仅没有形成，而且，分歧看起来反而更大了。一些经济经济学家认为，目前针对改革的舆论是１９９２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

　　“９２共识”

　　１９９２年中国选择走市场经济道路，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这一抉择，是建立在普遍的社会共识上的，我们可以将此共识称作“市场经济的９２共识”。

　　９０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改制就是在这一共识下展开的。

　　在市场经济获得合法性之前，国有企业改制的迫切性如果说还不是十分强烈的话，那么在１９９２年选择了市场经济之后，国企改制就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了。市场经济带来的最大一个效果是竞争的加剧。这种经济体制至少在商业领域要求进出的自由，反对垄断。随着竞争的加剧，政企不分、所有者缺位等“国企病”就愈显突出。经营状况的恶化，又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银行的风险。在当时的市场经济热潮里，国企改革很容易便成为一项社会共识，对此共识的经典表述，反映在一篇小说的名字上：分享艰难。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有小企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改制。提出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１９９４年《公司法》开始实施。

　　从１９９４年以来，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已经逐渐作为企业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放开放活小企业的工作也在各地区次第展开。

　　在这一共识的支持下，国有企业改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到１９９８年中期，全国已有７０％的小型国有企业放开。目前，全国中小企业改制面已经基本完成，这意味着地县级基本上已不再有纯粹的国有企业了。以江苏省为例，该省到２００３年底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的改制面就已经达到９４％，他们的目标是２００５年全部完成改制。根据刚刚公布的经济普查数据，按登记注册类型，国有企业只占企业法人单位的５．５％，国有独资企业只占０．３％，而私营企业占到了６１％。

　　郎旋风

　　但是，这一作为舆论氛围支撑了以往改革的共识遇到了自１９９２年以来最强大的挑战。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是香港学者郎咸平带来的。

　　去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质疑，今年不仅没有平息，相反由于他指控的对象之一顾雏军遭刑拘、其企业体系解体，而变得更为普遍而深入。这股质疑的浪潮指向了医改、教改、城改、房改、股改，让经济学界更为尴尬的是，这场质疑最后指向了主张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自身。与舆论对主流经济学界的质疑相配合，曾经对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作出过贡献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发表了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由此指导下的改革的文章。

　　郎咸平引发的质疑浪潮所遵循的路径由“案例”始，经由“问题”，最后涉及到“主义”之争。郎咸平在近来的一系列演讲中，所谈论的已经不是一个个案例，而是系统化为国本所系的重大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向何处去”这一“大是大非”问题。

　　但稍加考察便知道，郎咸平除了提供了几个案例，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对改制的反思一直就有，对因改制而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揭露从未间断，只是没有形成传播学上所说的“舆论斜坡”而已。郎咸平对“大是大非”问题给出的诊断，比如将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当然是错误的，但是郎咸平之所以成为“剧场英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情绪的变化。在“９２市场经济共识”中，包含着对社会公正的承诺，那么，那些接受了这些共识而在改制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要求兑现共识对公正的内在约定，就是自然的。与郎咸平刻意攻击市场经济共识不同，要求兑现这一共识对公正的内在约定，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共识的再次确认。忽视这样的确认，主张经济学家要敢于对抗这一舆论的人（比如张维迎），实际上与郎咸平的攻击在破坏市场经济共识上具有同样的作用。

　　确实需要反思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确实积累了很多问题，值得作出反思。

　　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改革不只是简单的经济学算术，而是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它是一场多方参与的连续博弈。那种“一卖了之”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

　　很多地方对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一味追求速度，搞赶超式改革。不少省市规定了很短的时间表。比如南京市２０００年底宣布将卖掉８０％的国有中小企业的股权；吉林省决定在２００５年一年左右基本完成全省８１６户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任务。截止到１０月末，已经有９０％以上企业基本完成改制。这种政治动员式的改革，往往造成很多未曾预料的后果，不得不二次改制、三次改制。

　　正如其他一些改革一样，国企改制，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主持。政府参与设计公司治理结构，寻找经营者，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政府主导的改制经常伴随着内幕交易，私相授受。

　　吴敬琏很早就批评趁改制“剥夺大众权利”、“盗窃公共财产”的现象，“如果政府不能坚持社会公正的原则，制止这种少数人‘发改革财’的行为就势必影响人们的改革信心，造成社会的不安定”（１９９９）。

　　大量的案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记者曾经对一个中部省份的地级市做过调查。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地方国有企业改制“竞赛”中，改制的主事者向所有的来访者都要炫耀改制的速度和彻底，在短短的２－３年间，全市９０％的企业都完成了改制。改制的一个做法是引入外部投资者，也就是将企业卖给外来的购买者。经市委书记一人之手就卖掉了２７家国有企业。一位港商一人就买走了三家企业。该市的制药厂是中国制药行业５００强企业，１９９４年还在正常生产，市政府突然决定将厂子卖给了这位港商，工人不知道，厂长不知道，也没有开职代会。这位港商进厂后承诺的资金根本就没有到位，药厂年产值过亿，利润上千万，但是这些利润没有留在厂里，而是被这位港商拿到别处去投资了。在５年的时间里，他至少弄走５０００万。不久这位港商因涉嫌信用证诈骗被警方羁押，厂子也就垮了。那位主持了改制的市委书记，后来因为腐败事发，逃到了国外，据说带走了上千万元。然而在事发之前，他一直将自己打扮成“改革家”，反对他的人，被斥为“保守派”。

　　被卖给同一个港商的二针厂原来有职工１３００人，但最后被裁得剩下２００人。不久这家改制企业就垮了。在工人大规模上访的情况下，政府只好将企业重新收归国有。

　　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利益调整的企业改制被转换成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改制变成了观念转换问题。而改造人们的观念正是政府所擅长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不换观念就换人。

　　没有把职工视为利益相关者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所遵循的路径是产权理论所描述的两权分离，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是解决所有者缺位，在具体操作上，着力点是在所有者（国家，具体地说是各级政府部门）和管理层（厂长经理）之间寻找矛盾冲突和协调一致的平衡点，落实到具体的地方国企改制，则是着力推动形成新的企业家主体。

　　就方向而言，这一路径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在着力重构企业家主体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弊端：员工权利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在纠正所有者缺位的时候，出现了“劳动缺位”的问题；国有企业作为公共财物，改制过程没有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改制程序缺乏公正性；大多数改制都是政府主导，因此改制为政府权力扩张和一些人的寻租提供了机会。

　　实际上，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员工与股东、企业家一起被视作“利益相关者”。到１９９４年，美国有３８个州通过了《利益相关者法》。１９８３年以来，美国有２７个州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惟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益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负责。作为企业赖以生存的资源投资者，利益相关者包括三类：１、市场环境投资者，主要是国家或各级政府；２、有形及无形资源投资者，指以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两种形式向企业提供实物、货币、工业产权等经济资源的投资人；３、智力及体力资源投资者，即企业的员工（参见陆一：“员工参与：中国企业改革中被忽视的第三者”）。

　　政府部门权力和福利的膨胀

　　由于改制过程中存在着主导者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动机，从而形成了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与国企职工利益获得上的差异。以国有制造业为例，改革以来，国有制造业职工数量连年下降，而党政和社会团体职工数量却不断上升（王炼利）。１９７８年，国有制造业职工占全部国有单位职工的３２．９％，党政、社会团体职工占５．６％，１９９５年，这一比例变为３０．４％和９．３％，１９９８年，这一比例变为２１．４％和１２．２％，２００３年，这与比例则为１２．９％和１７．２％。到２００２年党政社会团体公务员人数超出制造业人数７．６个百分点；２００３年则超出３３．６个百分点。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了３９．６％，国有制造业职工减少了７４％，而党政社会团体公务员增加了１２％。同时，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增加了５９％，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减少了３８．７％，公务员工资总额增加了２．２倍。同样的时间跨度，公务员人数增加了３４％，工资总额增加了６５％，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减少了６７８亿元，而公务员工资总额增加了１２２０亿元。

　　王炼利计算认为，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的八年间，国有制造业减少的工资总额６７８亿除以被裁减的职工人数２４７２万，每个被裁减人员分摊数是２７４３元，再分摊到８年，平均每人每年得到３４３元。公务员增加的工资１２２０亿元除以新增的１２２万人，每人分摊数是１０万元，平均每年１．２５万元。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与企业过程改制相伴，党政机关的人数和福利却在强化和提高。今天的中国人都置身在市场化的环境中，但是感受到的压力却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压力，正在考验着前述“分享艰难”的社会共识。

　　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也指出，９０年代，我国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层，产业工人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出现了相对下降，而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的收入、地位都在上升。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支持改革的舆论下降到了１９９２年来的最低点。

　　重建共识

　　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主张改革的人都应当进行反思，以便重建改革共识。事实上，社会共识从来就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重建的过程。

　　重建改革的社会共识，在目前就是重建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氛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道路是近百年来无数有识之士殚精竭虑艰辛探索得出的正确结论。由于这一选择，中国在短短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彻底改变了面貌。任何导致这一进程中断的人，都将是这个民族的罪人。因此，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

　　曾经担任波兰副总理的科勒德克在总结东欧转轨的教训时，指出了社会共识的重要价值。他援引世界银行１９９６年的发展报告说，形成社会共识对转轨的长期成功十分重要，如果社会收入或资产分配极端不公，将会导致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将带来较低的投资率和增长率。在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激进的做法，在分析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时，科勒德克指出：这不能归结为经济学家政治家的懒惰和天真，“当然，这类政策错误的发生，也有仅仅是因为知识的缺乏、错误的经济方案等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政策混乱来自于特殊利益团体，来自于某些恰好成为利益团体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同盟的‘理论学派’。这就是为什么说，没有左派或右派的医生与工程师，但却有左派或右派的经济学家及经济政策制定者。”

　　在转轨时期，涉及的大量问题，都与利益的重新调整有关。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公共政策所涉及到的对象所处的社会氛围。在支持这一政策的氛围里，政策的推行会十分顺利，成效也会比较理想。但是，假如说环境中充满了敌意，政策固然也可以依靠强力得以推行，也能解决眼前的一些急迫的问题，但就长期看，它所带来的后果将对抵消前期的成果。由此而对社会产生的损害也是严重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重建社会共识首先意味着节制既得利益者，由于他们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和定义利益分配的能力，对它们缺乏节制将导致利益传导机制，也就是市场机制的扭曲，价格信号失灵。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着一种看法，似乎只有市场中的赢家才懂市场经济，才支持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亚当·斯密很早就警告过，商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密谋操纵市场。既得利益者并不都是市场之友。

　　重建市场经济的共识，还意味着处于弱势者要拥有表达伸张自己利益的权利。有一种看法，认为弱势者一定是反市场的。实际上，他们反对的是市场的操纵者对它们的掠夺。在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改制之前，他们对改制大多都抱有良好的预期，也支持改革。他们对改制提出质疑，一般是在改制之后，是由于身份转换之后缺乏保障，是在转制之后发现了隐藏的猫腻才转变了对改革的态度。但是他们对改革的态度确实存在着转化为反市场的可能。

　　鉴于目前在改革共识上存在的分歧，在推行新的改革措施时，应当充分汲取以前的教训。目前中小企业的改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企业大多都是大企业。对这些大企业的改制，应当十分谨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追求速度，制定时间表，竞相攀比；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由政府主管部门自行决策，主导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在改制中，要将员工视作“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的利益充分考虑。总之，在大型企业的改制中，宁可慢些，但要公正；宁可慢些，但要透明；宁可慢些，但要有充分的公众参与。

(责任编辑：桂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