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新时代》)　

　　提示：一个前来迎接的韩国人，“啪”地一个立正，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措手不及的陈彩虹竟不知如何回应。这时，一种真切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我已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了”

　　“从北京到汉城的飞行时间很短，仅1小时20分钟，还没来得及看完一本杂志，双脚就踏上了半岛的土地。”2003年7月21日，陈彩虹拿着一纸调令，从中国飞往韩国汉城，开始一个中国银行人的“海外经营”。

　　在接受《中国新时代》专访时，中国建设银行韩国汉城分行总经理陈彩虹清楚地记得到了仁川机场的场景：一个前来迎接的韩国人，“啪”地一个立正，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措手不及的他，竟不知如何回应。这时，一种真切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我已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了。”

　　这种情景，跟2001年初他离开北京到福州就任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时的感受截然不同。“从不时受到沙尘暴或扬沙袭击的京城，来到这四季绿色盎然的南方城市工作，我陡然间涌出一种完全无所束缚的放松感……”，陈彩虹曾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就连淅淅沥沥的小雨，都被他看做“仿佛天意般地在为我洗尘”。

　　然而，在韩国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白手起家”的陈彩虹，成就了自己津津乐道的“汉江奇迹”。其中的曲折和有趣经历，令陈彩虹感慨万千、记忆犹新。

　　出乎意料的海外任职

　　2003年4月，刚得到调离福建到汉城任职的消息时，陈彩虹形容自己的心情“有那么一丁点复杂”。

　　“2001年初，我到福建任职。在此之前，我在建行总行工作了近二十年，到福建工作，应当算作是‘基层锻炼’。既然是‘锻炼’，肯定我还会要调动，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到汉城来任职。”他回忆说。

　　曾在建行国际业务部门工作过8年的他，也一直想有在海外经营管理的机会。因为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觉得若是有机会到海外工作，也应当是到英语母语国家或是使用英语非常普遍的国家或地区。

　　没想到，下一个工作地点居然是中国的近邻韩国，而陈彩虹根本不懂韩语。出于对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一直关心，他清楚地知道，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经济和金融情况一直不是很好。因此，到汉城任职，显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陈彩虹还提到了一件有点“宿命论”的经历。在他还未接到汉城任职消息之前，一位朋友请人给他算了算运程，说他很快要离开福建，去的地方并非是他很想去的地方。仅1天后，他就接到了通知。这也增加了他当时心情的复杂程度。

　　“不过，敬畏天意，只是一方面；人还有自己努力的另外一方面。我从小就对哲学感兴趣，一直认为，人有人性的一面，也有神性的另一面。人性的一面，可能会畏惧‘天意’；而神性的一面，本身就是‘天意’，即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时，人要‘无为而治，不了以了’，有时则要‘事在人为’。”陈彩虹这样诠释道。

　　一些同事、好友知道了他的调动消息之后，无一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安排。这让陈彩虹欣慰了许多，复杂的心情仅持续了半天时间，随后便“晴空万里”了。

　　陈彩虹相信，“天助自助者”，只要努力去做，即便不能惊天动地，也一定不会无所作为。去之前，他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实际情况则比预期的更好。仔细思量下来，他感到很欣慰，“就是觉得有点‘奇迹’的味道。”

　　数据见证了这一辉煌的成绩。开业第一年的2004年，当时只有10个月的经营时间，当年预计总资产为2.2亿美元，亏损额在100万美元左右；结果是，当年资产总量达到3.84亿美元，亏损额才24.5万美元，若是不考虑汇率的变动，就已盈亏平衡了。2005年，预计资产总量5.5亿美元，盈利200万美元；实际情况是，到2005年11月份，资产总量就达到了6.3亿美元，净盈利280万美元。

　　在韩国经济和金融情况一直不好的背景下，在多家外国银行撤离韩国市场的氛围中，汉城分行取得如此的成果，令陈彩虹的团队“高兴非凡，时常还自鸣得意”。

　　“回头看走过的日日夜夜，多少思虑、多少辛劳，还有多少无法讲得清楚的国内管理体制与海外经营之间不协调带来的对立、摩擦和冲突，时常让我陷入某种不可言状的痛苦和孤独境地。”基于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陈彩虹认定，没有困难，没有辛劳，没有痛苦和不尽的思虑，哪怕实现的成就再大，那也是廉价的。那样的情况下不需要英雄，因为谁都可以成就这些。

　　“拿在汉城这两年多实现的业绩与付出的心血相比，我自己认为是成正比的。”

　　“英语骂人二十九句”

　　在海外经营，语言障碍的问题不能忽视。

　　陈彩虹幽默地说自己是“武大郞开店”。招聘职员时，除了分行总务部几位职员要求懂中文外，所有其他本地职员，都必须熟练掌握英语。汉城分行的“工作语言”就是英语，在那里，人人都会讲英语，都能用英文进行业务处理和沟通。

　　作为这家分行的管理者，陈彩虹不仅仅要使用英语进行业务和内部事务的一般管理，还有一些特殊性的需要必须使用特殊的英语语言。譬如说，严厉地批评人或说“训骂”人，就必须用严厉的“训骂”语言。当他告诉一些同事好友，说不大会用英语“骂人”时，香港分行的一位同事，随即发来邮件，告诉他“英语骂人二十九句”。这让陈彩虹“受益非浅”。“好在韩国职员大都非常敬业，用这些句子的时候不多。”陈彩虹觉得这些由文化差异带来的趣事很是新鲜。

　　“在韩国，感觉似乎每天都要面临着挑战。”陈彩虹在他的《职游汉城》一书中写道。事实上，他的确每天都面临挑战，尽管他说自己感觉并不是那样地强烈。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感觉。在韩国开拓银行业务，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根本不在韩国本土的经营管理这一方面，而在于中国国内的银行体制的原有惯性、管理方式、人员素质与海外经营管理之间的巨大矛盾。”陈彩虹说。

　　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和金融业的发展水平相对中国国内的水准要高，中国的银行到海外开立分支机构，应当有适应于如此市场发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准的管理制度。不无遗憾的是，国内的管理制度，国内的理解、标准以及管理方式，甚至于一些具体管理者个人的低素质做法（还不包括道德风险下的权术掌玩），简单地对海外机构进行推演，让海外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常常处于进退维谷之地，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

　　正因此，作为海外经营的管理者，一方面必须花大力气迅速熟悉当地的监管要求、法律制度、税收体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尽力按照当地的各类环境经营管理好银行；另一方面，又必须拿出足够大的精力，向国内各个层面的管理者解释、宣讲当地的情况，促使国内管理体制的缓慢变革。作为一个海外经营管理者，面对这样“双重的”历史使命，这样的挑战才是最严峻的。

　　在被韩国认可的过程中，个人的努力及作用非常重要。获得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及同行的认可，陈彩虹认为，主要靠魄力、能力和魅力。

　　一个鲜明的例证是，在分行筹备阶段，由于建设银行资本充足和不良资产方面的问题，韩国监管部门在批准分行开业之前，要求陈彩虹去直接回答他们的许多问题。当时，陈彩虹还在北京；接到通知后，他迅速办了一个短期签证，到韩国金融监督院回答相关问题。由于准备充分和解释到位，只一个下午的答疑，监管方面就认可了他的回答，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在我们的开业仪式上，韩国金融监督院副院长在简短的致词中，还点我的名字表示他对我为我们银行开业做工作的赞赏。”

　　在业务拓展方面，陈彩虹在汉城分行很成功的一个做法，就是为中国的企业在那里架起了一个桥梁。

　　陈彩虹觉得，从世界跨国企业和跨国银行的发展历史来看，一家银行的海外发展，大多与该国跨国企业的发展直接相关。这是一个互相支持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的银行到海外经营，首先支持和依托的，肯定是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及与中国相关联的业务。这样的考虑，使他们与京东方收购的韩国公司、韩国双龙汽车（上海汽车公司收购的企业）等很快建立了业务联系。

　　当然，这个桥梁，既是中国的企业走向海外之桥，也是韩国企业走进中国之桥。

　　同一条船的“船员”

　　在与韩国职员的合作中，陈彩虹坦言曾经很深刻地感受到了“棘手”。韩国工会活动的盛行，就让外国银行家们很挠头。

　　在韩国，目前有38家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外国银行，其中35家左右有本行的工会。按照韩国的法律，两个人就可以组织一个工会。有家外国银行，本地职员只有8人，居然有5个工会（会员可以交叉组合）。在这些银行工会中，一些工会成员还是“外国银行总工会”的会员，以及“全国总工会”的会员。每年，这些工会都会至少有两次与资方或管理方之间的“斗争”，为工资增长、奖金分配、福利安排、晋升、培训、休假等，与资主或管理方“讨价还价”。如果没有达到目的，工会成员就会罢工，并请外面的“总工会”进行声援，让资方和管理方颇为头痛。“我是‘外国银行集团’的成员，一到‘斗争’期间，外国银行家们每次聚会，就成了如何对付工会的研讨会。”陈彩虹解释道。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陈彩虹所欣赏的“职业家园”文化。

　　在银行内部，陈彩虹努力地培植自己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特质，就是“职业家园”文化，让所有的职员将银行作为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所，而不仅仅是作为谋生赚钱的一个机构，培植大家“银行兴，大家兴”等的基本价值理念，让所有职员有一种职业的归属感、贡献感和发展感。

　　陈彩虹告诉他的职员们，“我不是银行的老板，只是一般的管理者。我要对总行负责，同时，也要对大家的利益负责。不要将我作为‘资方’或是‘管理方’对立起来，我们是乘坐同一条船的‘船员’，只有精诚团结和合作，让船到达目的地，我们才能受益。如果船不能够很好地按时到达，我们都什么也得不到。”

　　他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讲解这样的“管理方”与“劳方”的关系，让大家明确共同的利益所在。并且，他从来不用英语中的“雇佣（employment）”、“雇佣者（employer）”、“被雇佣者（employee）”这些词汇来描述他和职员们的关系，只用“同事（colleague）”。这大概相当于国内的“做思想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没少做思想工作。”

　　“我们有自己的薪酬委员会。”陈彩虹介绍说，这由三名中国职员和两名韩国职员组成。主要职责，是按照总行和本地的相关制度规定，讨论决定劳动合同长短、职位升降、薪酬调整、奖金分配、福利、培训、休假等直接关系职员利益的事项。由于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及职责范围规定，让全体职员都看到了分行既代表总行的利益，也代表职员利益的“双重特点”。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通过建立薪酬委员会制度、选定优秀职员制度、奖金制度、年轻职员培训制度及活动制度等，分行的这种文化已经培植起来了，绝大多数职员将分行看成了职业发展的地方，有了为分行长期努力贡献的巨大积极性。

　　2004年，陈彩虹辞退了一名不称职的交易员，当时，他估计引来的麻烦会较大。事先，也有不少外国银行的总经理劝他，不要直接辞退人，想办法“挤人走”最好。“但我们的管理制度不同，我也有把握，就直接辞退，看有何问题。结果，事情虽然拖了近两个月，顺利解决。因为大家都认为那个交易员不适合在我行，他没有可能为分行贡献他应有的能力及才华。”

　　“别样的精彩”

　　刚到韩国时，陈彩虹体重67公斤。不到半年，只剩下了60公斤。

　　“这就是吃不习惯的结果，韩国的饮食没有油水，我每天都感觉饿得不得了。没有炒菜，你不吃生菜叶子，不生吃辣椒，你就没有蔬菜吃。就是吃烤肉，也没有油水，一会儿就饿。这对减肥绝对有好处。”细心的陈彩虹还注意到，韩国人几乎没有胖子，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个个苗条。“如果想减肥，到韩国生活半年，肯定解决问题。”

　　“如今当然习惯了许多。韩国人的普通食品酱汤米饭，我很喜欢。我也学会了生吃菜叶子和生辣椒，像兔子一样。”陈彩虹笑着说。

　　韩国没有价格合适、品味地道的中餐馆。对于陈彩虹而言，想吃顿“家乡饭”实在很难，所以，他只好在周末好好犒劳自己一下。“我做饭的水平同事们普遍认为很高，还与其他中资银行做饭聚餐时，我是主厨，做的主要是老家的‘湘菜’了。另外，我的几位中国同事，也偶尔聚到一起，自己做顿中餐吃吃。要说真正习惯，恐怕不可能了。这一方面，我一直是‘凑合’为主。”陈彩虹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厨艺”，言语间还流露出些许无奈。

　　在空闲时候，陈彩虹每个周末都会散心或者爬山，这也是对紧张生活的一种放松。

　　在福建工作时，他周末大多是爬山或是钓鱼。在汉城，由于没有找到钓鱼的途径，韩国职员中也没有爱好钓鱼者，就只好爬山了。

　　汉城周围的山很多，陈彩虹几乎都爬遍了。他很欣赏孟子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且，韩国是一个儒家文化保存很好的国家，人们都喜欢爬山，爬山水准还都很高。在韩国多爬山，在他看来也是与韩国的文化更多地接近，通过爬山，他还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同时认识了许多韩国朋友。

　　在“一直都活得很精彩”的陈彩虹看来，到汉城任职同样很精彩，只是精彩的内容不同。由于中国海外银行经营的历史至今不足百年，能够到海外经营管理一家银行的人少之又少，这样的人生片段，实在不可多得。陈彩虹没有让这种机会平庸地过去，没有浪费人生，还有意识地创造出了令人欣喜的业绩和特殊的文化，“我觉得应当算别样的精彩吧！”

　　【人物简介】

　　陈彩虹，现任中国建设银行韩国汉城分行总经理。中国金融学会理事，高级经济师，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从1982年至今，发表经济论文数百篇，出版的《职游汉城》、《现代货币论丛》、《经济人的理性》、《给点大智慧》、《面对生活说——“经济学人的思考”》、《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观世微言》等著作文集受到读者的欢迎。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