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增长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这个时期的增长高度依赖资本、能源以及自然资源，对资源的消耗巨大。而且，家庭消费的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使生活水平低于可能达到的水平，出口和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收入分配不公平逐渐显现，特别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城市就业的增长与GDP高增长率相比较不明显。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平衡经济增长是否可行，它能否带来预期的收益，中国通过怎样的政策才能重新实现平衡的经济增长。

　　当前增长方式的影响

　　资本和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相互关联的。工业部门人均劳动力所需的有形资本要比服务业部门高，而工业部门个人的收入要低于服务业。实际上，从历史角度来看，重视工业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地给工业部门投资。

　　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和工业拉动型增长模式产生了如下影响：

　　第一，由于工业部门的资本、能源和资源密集度高，工业在中国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成为中国高度依赖这些要素投入的一个主要因素。总的来说，生产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能源消耗，中国是美国的4.5倍，是日本的7.5倍，一些部门的数字稍好一些，但是，中国仍比经合组织国家的能源消耗高出50%至100%。

　　第二，尽管GDP快速增长，但城市就业的增长率却从1978至1993年间的年均5.4%下降到1993年至2004年间的2.7%，导致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业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停滞，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工业发展对资本需求大和服务业增长水平相对较低。此外，户籍制度也限制了劳动力向城市的输送，特别是影响长期流动。临时性移民（流动人口）在建筑和制造业实现就业比较容易，但是，对他们来说，经营一家小商店或一家小企业不太可能，假如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就会承受投资风险。所以，就中国的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农业部门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而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相对较少。

　　第三，劳动生产率差距迅速扩大使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劳动力从农业的逐步转移阻碍了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96年，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农业部门4倍，到2003年，这一比例达到5.6倍，不仅高于其他大国，而且是富裕国家的3倍。从长远来看，加快农业生产的增长是有限度的，而且农产品的价格已经同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接轨。政府逐步免征农业税只会暂时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会很大。除了减税之外，政府采取种粮补贴政策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大量人口仍然以依赖农业为生，依靠农业补贴来增加收入，这一政策的财政可持续性似乎并不可行。而且，增加产量的激励政策可能会带动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这违背了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重新平衡增长的政策

　　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政府力图调整增长方式，缩小收入差距，降低能源和自然资源消耗。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富裕，对服务的需求增加，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逐渐降低使储蓄下降，所以，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将不适用。

　　然而，政府可采取政策，加快平衡增长，以此实现更加和谐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新平衡发展的措施是可能的。以更广的角度，政策应该兼顾确保稀缺资源的定价与社会机会成本及其稀缺性相符，同时取消对城市中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活动的限制。有以下几种具体措施可供政策参考：

　　第一，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要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政府在过去通过压低工业生产所需的能源、公用设施、土地的价格，以及不执行环保规定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通过取消给能源和公用设施的补贴、增加对稀缺资源诸如水资源和石油资源的课税、构建土地交易市场进而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等形式。政府可以改善服务业和工业之间的平衡，消除针对服务业的税收歧视以及加强环境执法的制度框架，从而激励形成一个更加平衡的发展格局。

　　第二，改善资本配置，金融部门要深化改革。过去，政府和金融部门以优惠政策为基础设施和企业融资。这种做法压低了工业部门的资本价格，并推动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通过进一步放开利率，实施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改革以突出市场利率的重要性，减少贷款发放中的行政干预措施，从而改善既要提高效率和创造城市就业，又要实现资本积累这两者间的平衡关系。

　　第三，健全国有企业的分红政策以消除投资过度偏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利润是投资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而对这一投资的来源却没有充分的论证和审视。过去，分红一直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发达经济中，盈利的企业要向股东分红。那么，利润的一部分被重新配置到其它的经济部门。中国企业是典型的低水平支付红利的例子。国有企业不向作为大股东的国家支付任何红利，而利润基本上被企业用做了再投资，对这种再投资缺少论证和审视，就可能造成投资的低效率。因此，加强公司治理并提高红利的支付额将改善资本的使用效率，降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让消费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第四，进一步放松户籍管理制度。从前，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阻碍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许多流动人口并没有在城市永久地居住，但是他们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一部分。近年来政府部分地放松了户籍管制，使得移居到城市相对容易了，然而，这种管制还可以进一步放宽。此外，改革财政体制可以激励城市为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服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了农村的土地整理，从而能够更快地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最后，政府应该从投资性支出向消费性支出转变。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高水平的投资支出和对卫生、教育的有限支出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实现政府投资支出向卫生和教育的转变（“从有形基础设施建设转变到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将会直接减少国民储蓄率，不仅能够带动消费的增长，并促进创建和谐型社会。鉴于当前政府投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接近10%，这种转变的范围很广。养老体制改革、提高财政可持续性、扩大社会安全网、农村医疗保险、界定政府在教育支出中的职责，是财政的结构性改革中特别富有成效的方面。消除家庭在养老、医疗和教育方面支出的不确定性可以降低家庭储蓄率，从而扩大消费。

　　世界银行的计算结果显示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可行的，与持续的高增长也是相匹配的。实现向服务业转型的增长模式，同时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使中国在未来的15至20年中保持年均7%－8%的增长率，但是需要降低投资需求（使投资占GDP的比重从55%下降到2025年的35%），大大地降低经济的资源密集程度，缩小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有了正确的政策，中国的均衡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