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36条”出台成最大利好舆论质疑影响民企生存环境

　　光荣与梦想交织，疾进与踯躅纠缠。2005年的中国民营经济，注定将是被历史铭记的一个节点。

　　29日，在2005年还有两天就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由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中华工商时报、中国企业投资协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民营经济圆桌对话———2005民营经济回顾与展望”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与会学者和企业家纷纷认为，即将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民营经济是“极为关键的一年”。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非公36条”改变了非公经济在中国“被限制、利用、改造”的地位，首次获得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与此同时，“非公36条”在落实过程中遭遇到种种艰难，舆论界对民营经济也产生了质疑乃至反对，则让民营企业家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凄风冷雨”。

　　繁荣背后

　　“2005年是强力推行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体会到的民营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魏杰的感受得到了与会者的共鸣。浙江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用“微妙”来形容2005年，他认为这一年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出台了“非公36条”，也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坏消息———今年也是质疑民营经济比较厉害的一年。

　　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把今年发生的对于“是否还要继续改革”的质疑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姓‘社’还是姓‘资’”争论的“第三波”———上世纪80年代初，当经济特区在中国大地上最红的时候，理论界探讨最热闹的是租界的来历；当90年代邓公南巡的时候，人们提出搞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今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非公36条”颁布以后，很多学者为之上书人大称其违宪。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民营经济之所以在今年遭遇到阻碍的“玻璃门”，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在意识形态上，“非公36条”的颁布后，便有声音认为其有悖于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法律问题，要贯彻“非公36条”，每一条都牵扯现有的法律法规，如果这些法律法规不进行修改的话，就很难落实下去；三是政府职能不进行转变的话，落实“非公36条”还是进行不下去。

　　一方面要强力发展民营经济，一方面社会上又有这么多不理解，魏杰认为这种现象缘于中国大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利益结构调整期，当认为改革的成果只被少数人享受时，人们就容易产生误解；二是中国改革进入成本释放期，20多年来很多积攒的问题开始暴露；三是改革共识的丧失；四是由于一些其它的原因造成民营企业“背了黑锅”；五是利益群体的分化造成评价改革的标准不同。

　　谁是改革付出者？

　　面对社会舆论的质疑乃至诘难，企业家纷纷予以“回击”。武克钢发问：“我们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付出者、劳动者中的一员，还是改革开放的寄生虫、获得者或者贪婪无德的一批人？”

　　“民营经济功不可没”。保育钧认为，民营企业在2005年不可忽视的一个贡献是沟通城乡。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城乡鸿沟越来越深，现在由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城乡之间的鸿沟越来越被填补起来，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体应该是民营经济。另一个贡献是缩小地区差异，真正去投资西部的主体都是沿海的民营企业，“这一点我认为是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包括构建稳定、和谐社会是起很大作用的。”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从两个方面证明了民营企业的贡献。一个是自主创新上的贡献，根据专利申请的数字现在看，有将近百分之七八十是来自非公有制经济，而且当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的企业，“自主创新是一个核心，现在已经表现出民营经济的核心力量，我相信将来这个力量会表现得更为突出”。第二个是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民营经济最能够充分利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然后形成市场上竞争优势的一股力量。“民营经济发展的好，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成果需要时间检验

　　在林毅夫看来，从历史动态角度分析，2005年与其说是历史上非公经济的关键之年，不如说是一个关键始点。“尽管现在还不尽如人意，但有历史关键始点，总比过去模模糊糊不明确好多了。”

　　他认为“非公36条”的落实，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即使现在落实不尽如人意，但我相信‘非公36条’对未来民营经济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将来可以开创一个很大的空间。”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司长陈全生对此表示认同。“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个决策，要发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决策并不是现在能够看到它的意义，要过20年、30年回过头来看，才会发现原来2005年出台的‘非公36条’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对于“非公36条”实施的速度，陈全生认为在现有情况下“已经不慢”。

　　“有人讲太慢了，我个人认为很不错了，因为出台这样的文件要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磨合。中国的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就有妥协，就要学会适应。”

(责任编辑：财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