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几条有关大学生、助学贷款及学费的新闻，心情格外沉重：第一条，建设银行状告中国石油大学23名欠贷毕业生（据12月29日《京华时报》报道），案由是他们未按合同约定归还来自银行的国家助学贷款。银行方面要求解除双方借款合同，并要求学生归还所借款项的本金和利息。借债还钱，天经地义，银行此举于理于法都无可厚非。但我却立刻联想到前两天刚刚看到的一条新闻：“怕吓跑用人单位，毕业生招聘会上多不敢谈薪水”（据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不仅“跟钱有关的词一个都没敢问”，还抢着当实习生，而“实习期间的交通、饮食、服装等开销估计还得由父母埋单”。这简直像张爱玲遇到胡兰成了：一下子变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是这样一个窘迫的状况，生计尚且大成问题，还谈什么还贷呢？第二条，“一年高达数百亿元的大学收费，竟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是根据什么标准收的”（据12月28日新华网报道）。有教育系统的官员解释，收费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将学费作为“供需矛盾的调节阀”，“热门专业要多收费”。所谓“热门专业”无非是毕业后工作比较好找，待遇比较高的专业。多收费的结果只能是把穷人的孩子拒之门外，而对有支付能力的富人的孩子笑脸相迎。大学教育被公认为是填平一个社会的贫富鸿沟，为穷人的孩子提供上升机会的有效手段，但从这几条新闻透露出的信息看，这个手段无疑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的，一不留神还会扩大了鸿沟。首先，穷人的孩子一毕业，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富人的孩子，如果无力及时清偿，还会被推上被告席，再背上一个信用不好的恶名。犹记得几个月前，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曾经公开批评若干省市不落实国家的助学贷款政策，赢得了公众的广泛赞誉，但现在看来，即便助学贷款政策被不折不扣地落实了，也无非是这样一个结局，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其次，由于穷人的孩子多从“冷门专业”毕业，找工作难，收入低是免不了的，他们和富人孩子的差距也就只能越来越大———当然，他们之间的鸿沟也就只能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了。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有的。薛涌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上得起大学》（据12月27日新华网报道）的文章，介绍了美国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美国人上大学，先要算一下‘预期的家庭贡献’”，你的家庭越穷，从政府、学校、私人慈善机构得到的奖学金、助学金就越多，穷人家的孩子几乎一分钱不用花就可以读完大学。有时这“两金”在支付了各种费用之后，还有余额退给你做零花钱。这样一来，穷人的孩子毕业后，倒是真的可以一身轻松地和富人的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据说“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就是美国的舶来品，看来我们的大学只学会了收费，但没有学会怎样收费———收费收得连填平社会鸿沟的基本功能都丧失了。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不能照搬美国的做法，但千万不要告诉我说是因为没有钱：前段时间，国家不是一出手就补贴了中石化100个亿吗？100个亿啊！郭松民，青年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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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快刀斩乱麻

　　日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大量教育界人士，试图探究大学收费的标准，却发现这是一团乱麻：一年高达数百亿元的大学收费，竟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是根据什么标准收的（据12月29日《燕赵都市报》报道）。大学收费如同“一团乱麻”，真是入木三分地击中了中国高等教育收费现状的痛处！“一团乱麻”的教育收费乱局，无疑暴露了教育部门在核算与分担教育成本上的疏漏与失职。从国外大学的经验看，他们制定学费标准，一般都会充分考虑学生及其家庭的承受能力。问题是，我们该以什么机制来保障大学收费维持在民众可接受水平？在允许各高校间展开价格竞争的情势下，由政府制定的一个简单划一的收费标准，必然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扭曲———就如目前中国大学收费所呈现出来的“一团乱麻”格局。其实，实现教育公平与公正，让教育收费保持在多数人可承受的水平，并不是意味着政府应当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高校收费越来越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国际通行的惯例是，更好的学校理应收取更多的学费。但是，必须看到，这些高收费的大学，都有非常完备的助学金、奖学金制度分担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成本。而助学措施的不力，恰恰是中国大学的“致命软肋”。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收费之乱，不但体现为成本核算的失范，而且表现在学费分担机制的缺失上。我们要用一把怎么样的“快刀”来“斩乱麻”呢？在我看来，这把“快刀”并不是粗暴而简单的价格管制，而是在对教育成本准确核算的基础之上，建立成熟的分担成本的助学机制。同时，打破教育资源垄断，让各高校在市场机制下展开充分竞争，也将为高校完善奖学金制度提供压力。

(责任编辑：桂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