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曾说，2005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转折之年。从年初开始，教育界就争论不断，关于免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教育乱收费、高校助学贷款以及教育模式的讨论，矛头都直指“教育产业化”政策，引起了政府、社会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同时，网上流传的一句“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也给中国的教育现状做出了绝妙的概括。

　　时针指向2005年岁末，纷纷扰扰一年的争论几乎使我们筋疲力尽陷入了“审丑疲劳”，但48岁的重庆山村教师刘念友“突然”给了我们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感动。他从教28年以来，坚持靠下井挖煤来资助班上贫困同学求学，从未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他在矿工和教师之间进行着生命的角色转换，也让孩子们完成了从无知到有知的灵魂转换。有媒体评论说，刘念友在用挖煤反哺义务教育。在矿难频发的中国，这是怎样的反讽与无奈？!

　　也许，刘念友是中国义务教育的一面镜子，而中国的义务教育又是中国教育的一面镜子。

　　农村义务教育何时回归“免费”？

　　受教育权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内容之一，而平等公正地保护每个公民的受教育权则是一个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早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就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后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又进一步强调中等和高等教育应逐渐做到免费。

　　值得注意的是，义务教育在西方是一种强制性教育，它是由国家立法保证的一种强迫性的免费的教育，“义务”由国家和社会承担，而不是由家长承担，是故义务教育本身即有“免费”之意。反观近20年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义务教育，是以收费而不是育人为导向，除了学费还包括杂费、课本费、择校费、赞助费和强制保险费等等琳琅满目的费种。官方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失学儿童大概在5000万左右，适龄儿童失学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原因。义务教育的乱收费和高收费不仅使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无力接受正常的基础教育，还使许多家庭“因教返贫”，更重要的是它剥夺了孩子们在法律上应平等享有的受教育权。

　　笔者认为，其背后是政府的层层卸责。一是中央政府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二是乡镇财政陷入窘境把责任推给家长。正如学者秦晖所说的，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而责任却越来越小，“放权让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卸责争利”。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全部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高达78％，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毫无疑问，县和乡(镇)一级的财政负担大都直接来自于农民，某种程度上是农民自己承担了义务教育的“整边天”。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近日在做客新华网时否认教育改革失败，认为“中国教育改革取得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时在网上引起哗然，各大媒体也纷纷对此提出质疑。笔者认为，先不论谁有资格判定改革是否成功，判断一项改革是否成功首先不能忽视民意，即使数字再漂亮成果再卓著但却无法与公众的普遍心理预期相契合，这只能是有关部门的“自说自话”，这样的改革仍不可称之为成功；其次要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看看改革是否取得了进步，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看看改革是否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

　　“义务教育”理念传入中国已有一百年的时间。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曾制定过有关义务教育的规程和大纲，尽管在战乱时期许多措施并未有效实施，但义务教育“免费”的观念却是深入人心的。解放后，中国开始模仿苏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化后，教育、卫生医疗和水利建设等公共服务项目均由公社包干，这种“免费”的教育一直持续到文革以后。到1976年时，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分别达到了97.1%和94.2%。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当时上学是免费的，但教学质量却很低。

　　目前，全球已有170多个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其中还包括人均GDP不足中国三分之一的柬埔寨、越南和孟加拉国。因此，我们不能总拿“穷国办大教育”这句话来敷衍塞责，德国、日本、韩国、越南都曾经在经济困难时坚持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其中韩国首先在偏僻地区和越南首先对边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更值得我们效仿和学习。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到底有没有能力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以农村为例，有学者曾测算，目前农村小学生约为0.85亿人，初中生约为0.45亿人，按人均GDP与生均财政经费比例的国际平均数算，小学生每年生均需500元，初中生每年每生需1000元，两者合计约875亿。如果从国家级贫困县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两者合计约200亿。同时，近几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左右，距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要求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仍有一定距离，而且与世界的平均标准5%更是相去甚远。而且最近的中国经济普查把GDP调高了16.8%，使GDP的总量达到了16万亿元，一方面它表明实际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甚至还达不到3%；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经济总量的扩容的情况下，政府完全有能力调高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因此，如果进一步加大对财政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倾斜比例，无论是875亿还是200亿，目前国家都是有能力率先在贫困县或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

　　另外，在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基础上，更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教育经费。一般来说教育经费的支出中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类，而在贫困地区存在人员经费严重投入不足的情况。据11月3日《南方周末》的报道，甘肃省渭源县70%的代课教师仅拿着月40元的平均工资，而且一拿就是20年，他们一边忍受着同工不同酬的法治原则的缺失，一边忍受着甘奉爱心却不得不遭遇贫困的道德原则的丧失，而这只是全国60余万代课教师的缩影!

　　海涅曾说：“思想走在行动的前面，就像闪电永远在雷鸣之前。”各级政府必须首先认识到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国家财力有保障的情况下不应推卸责任而应尽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更多的这一代的孩子接受教育，因为它不仅关乎到近2亿适龄儿童的成长，更关乎到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动力。另外在技术层面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包括：明确义务教育的财政承担比例和责任，事权应由乡镇一级财政向县、省以及中央财政转移；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政府应当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同时明确各级政府的法律责任和建立问责机制……

　　高等教育，真的很“高”

　　有报道称，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又有资料显示，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甚至某些农村地区的孩子都“害怕考上大学”，因为如果考上大学，不仅意味着家庭的所有积蓄将要花光，而且还要举债，更有极端者，父母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愧疚下会选择“自杀”。笔者在百度上，输入“考上大学”和“自杀”，搜索的结果竟多达176000篇，令人触目惊心!

　　对于高校的学费，“明星官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也曾现身说法，他说：“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看来，高等教育学费的高在官员和老百姓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

　　那么，高等教育的学费为何在近几年如此窜涨以至使“教育”成了现阶段的三大“新民生问题”之一(还有种说法是“三座大山”之一)？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矛头指向了“教育产业化”。尽管人们对什么是“教育产业化”语焉不详，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了“乱收费”和“高学费”的原罪。有意思的是，面对媒体的连篇累牍的批评和公众的义愤填膺的指责，教育部门竟几次出面否认“教育产业化”，并声称“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但正如有评论者提到的，反对教育产业化并不等于没有教育产业化。同时，笔者认为，在没有弄清楚“教育产业化”为何物之前，单纯的肯定与否定都是没有意义的。

　　“教育产业化”是一个舶来品。应该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是最产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国内一些学者鼓噪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也取自于美国，但我们取回真经了吗？

　　70年代，面对经济疲软、生产力萎缩的局面，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将象牙塔内的科研成果与相关的“产业”结合以图转化为生产力、激活美国经济。有数字表明，在此期间投资于大学研究工作的社会回报率高达50－60%，是其他投资类型的4倍，基于这样的事实，把教育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一项产业未尝不可，而且还可将投资回报更多地反馈于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空间，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但美国教育界对此也有过担忧和争论，认为此举将抹杀大学的终极精神，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过度地追求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将使学术充满了铜臭味。大多数的教育界人士认为将大学的科研成果推向社会转化为生产为只是大学延伸出来的一个功能，而大学的传统功能还是传播知识和普世价值、塑造人格，还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场所”。同时他们认为，仅用产业模式看待和发展高等教育，既是一种误解，也是很危险的。

　　可见，美国的“教育产业化”是将大学的学术资源和智力成果回报社会，而并不是像中国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是将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政府将高等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市场，同时还寄希望通过居民的教育消费来拉动内需，但财政投入不足，让高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导致高校更多地向每个家庭伸手。如果再加上财政拨款的地位和资格歧视以及对民间办学的歧视性管制必然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产业化后，非但竞争局面没有产生，而且还促成了教育的垄断，名牌大学扩张合并，竞相“寻租”，过分投资，哄抬教育成本，而且高校作为理性经济人，其本身就具有成本最大化的倾向，最后造成学费猛于虎；而民间办学由于没有政策支持反遭管制举步维艰，办学成本也居高不下，学费同样高的惊人，最终的结果就是高学费横亘在贫困学生面前，使他们失去了或者“悲惨地”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指出，政府在教育中有三个功能：立法实行强迫性的义务教育；在财政上资助学校；管理学校。中国在前两个功能上缺位，而在管理学校上则越位。据测算，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差额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学费填充的。有句流行的说法是：“现在不是中国政府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而是中国的高校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但笔者认为，不是中国的高校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义务教育一样，是中国的家长在办高等教育！

　　总之，我们不需要像中国这样的畸形的“教育产业化”。首先政府必须归位，加大财政投入。4000亿并不是一个大数目，据统计，每年的“三大公害”中，公款大吃大喝一年花费2000亿，公车一年消费3000亿，公款出国考察一年花费2000亿元，这7000亿几乎占了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试问，这能作为没钱的理由吗？其次，政府管理教育必须要“管之有道”。笔者认为，教育是需要“市场化”的，但政府绝不等于将责任一推到底，其职责应是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基础上，培育和完善教育市场的竞争主体，减少管制保障公平竞争，如此，也许弗里德曼曾提倡的“教育券”制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阶段是可行的。

　　教育，我们真的需要“教育”

　　可以说，目前教育界出现的咄咄怪事正是这种政府缺位的畸形的“教育产业化”的衍生品，它们几乎每天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反衬现行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曾有学者断言畸形的教育产业化，“化掉了大学的精神，化掉了贫者的希望，化掉了社会公正”。

　　城乡教育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公，使贫困地区的部分孩子或失去了平等受教育权的机会或忍受着低劣的教学条件；由于教育的“外部不经济”，使贫困地区因为教育更加贫困；城乡二元体制及户籍制度的障碍，使民工子女求学受阻；职业教育培训的不力使劳工阶层竞争力低下沦为“没钱没地位”的一代；应试教育的“名亡实存”使“学校机关化、校长政客化、教师工具化”；大学教育的功利倾向使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心理扭曲，自杀、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僵化和扭曲的教育机制也导致贺卫平罢招、陈丹青辞职和王垠退学；名为“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实为拉动内需之举的大学扩招，也使近30%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即失业；高昂的教育成本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诱惑使毕业生宁愿忍受低工资或“零工资”也甘愿在城里发展寻求机会……

　　教育关系到一代人的大脑和精神，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大脑和精神。教育的目标，对个人来说它是谋求更好社会地位的阶梯，对家庭来说它是预期收益良好的投资，对社会来说它是实现各阶层的正常流动减少区域鸿沟的途径，对国家来说它更是培养人才塑造民族性格的不二法门。

　　如此，本应促进社会公正的教育，再也不能偏离公正的轨道，让它成为富人的乐园而把穷人的上升轨道无情地封堵，这不仅影响到这一代人，而且由于代际传承，将使由于“教育”产生的贫困传递到下一代，贫困的世袭化最终将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

　　最后，我想说－－教育，我们真的需要教育；教育，我们真的需要“教育”！

　　搜狐财经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违者必究。如确需使用稿件或者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获得授权，注明版权信息方可转载。联系我们可发邮件至e-finance@sohu-inc.com,或致电010－62726113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