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开始，国资委将正式试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话预示，央企向国资委上缴红利指日可待。

　　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出资人，参与分红理所当然。问题在于，由谁来承担分红及财政预算的职责。不同的选择反映了对于央企以及公共财政全然不同的理念。作为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直属特设机构”，国资委要求落实收益权，从体制上看不无道理，但这与国企公共性的定义存在剧烈冲突。国资委如何从理论上解决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取向不同的难题？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否应该纳入政府公共预算，如果纳入，那么，显然应该由国家财政部门进行统一预算，以便进行统一的转移支付，这也是政府对国企进行财政补贴的合法性的依据。如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脱离公共预算而自成一体，那么，央企就是以追逐利润至上的独立主体，因此，也就不应再享受各种垄断、优惠措施，也不应再享受国家财政补贴。

　　从理论上来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核心是效率，它追求国有资本的实际回报，而公共预算的核心是公平。央企的存在具有保持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的公共性质，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对于央企的营利要求已不可避免，两者如何协调？

　　具体而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四个类别当中的“向社保基金转移性支出”和“向公共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与公共预算有重叠之处，两个部门将来难免往来密切，变数甚多。实际上，国资委国有资本预算是否应独立于财政部单独而立，一直都存在争议。央企要取得合法生存依据，显然只能在公共财政与部门独立财政之间二者选一，而不是两者兼得，不智地将自己置于被攻击的靶心。

　　此次国资委试编央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否成功，将使选择水落石出。从目前情况看，国资委编制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最棘手的难题就是，红利如何使用以及审核、监督问题。李荣融在答记者问时说：“现在国资委最大的权没有落实，就是收益权。因为出资人最重要的权是收益权。当然分红有了以后，这个钱怎么使用，也要有一套很好的办法，所以，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落实收益权固然重要，而收上来的红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对支出进行审核、监督则更为重要。

　　2005年，央企的利润在6000亿元左右。如果以10％的比例来分红，就是600亿元，如果以20％的比例来分红，就是1200亿元。无论比例多大，结果都会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数字。国资委的强项是监管，财政部门在支出上则更专业一些，尽管如此，尚有严格的监督、审核体系，对财政部门进行制约。国资委要担当央企收益者的角色，如何在技术上迅速成为理财专家，且在自我监督之下做到守身如玉，最值得关注。

　　国资委相关人士表示：“要合理吸纳，也要合理利用，我们将本着‘严出’的原则，建立一套透明规范的国有资本预算监督和约束体系。”国资委人士对自己的业务能力和道德素养充满了乐观和信心。但是，如果严格的监督体系不能在央企上缴红利之前就建立起来，公众能保持同样的乐观和自信吗？

　　事实上，监督、问责制度的滞后，教训已经非常惨痛。2004年，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共清出各类资产损失3521.2亿元。去年11月7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一次会议上说：“国资委正在组织力量研究制定《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并抓紧修改完善，力争尽早出台实施。”我们这才弄明白，国资流失那么严重，问责制度竟然是缺位的。

　　在央企上缴红利的背后，不仅有各方利益的博弈，更有相关监督、审核机制的缺位，因而，不能操之过急。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