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侯继勇 北京报道

　　比尔·盖茨举着宏达电子(威盛集团旗下的企业)的智能手机对王雪红说，宏达能设计出这样的产品，真是全球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这个小“花絮”发生在最近一次聚会中。王雪红与比尔·盖茨是多年好友，每年都有定期聚会。

　　王雪红对本报记者笑说：“盖茨没有说宏达电子是最伟大的公司，因为他一直认为微软才是最伟大的公司。”

　　2005年底，王雪红作为唯一的台湾人入选2005年度“亚洲之星”。主办方《商业周刊》评论，王雪红从1997年创立宏达以来，坚信无线产品的产业趋势，支持宏达从无到有、由危机到转机，同时以不屈不挠、绝不放弃的意志，协助宏达建立了极具国际声誉的团队。

　　寻找“迦南”

　　《21世纪》：威盛当年为什么提出“迦南计划”？威盛集团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心目中的“迦南”？

　　王雪红：威盛的“迦南计划”是非常对的，但是时机不够成熟，因而现在还不能算成功。但“迦南计划”在威盛会一直存在。你若问我“迦南计划”会不会成功，我的回答是，一定会的。但现在我还无法预言什么时候到达迦南。

　　摩西为了到达圣地迦南，花了40年。当初，陈文琦(威盛电子总经理、王雪红的丈夫)取“迦南计划”这个名字时，我说，好难啊，要40年。陈文琦说，成功既要勇敢还要坚持。威盛的“迦南计划”也是这样，现在还在坚持中。我们在决策的过程中也许会有一些失误，计划也会有一些变化，但不变的是坚持，威盛到达“迦南”的愿景是不变的。

　　是的，“迦南”是我们心中的愿景，总有一天我们会达到的。

　　《21世纪》：“迦南”在《圣经》中是一个留着奶和蜜的地方，在您心中，威盛集团的“迦南”在哪儿？

　　王雪红：威盛集团要做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包括旗下的威盛电子、宏达集团、多普达、广达等，都要做最有价值的公司。做最有价值的公司就要与全球最优秀的公司竞争，并且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方向，与某一领域最优秀的企业竞争。要做到让全世界的公司都跟随自己的脚步前进。

　　在某些方面，威盛旗下的公司已经或正在成为最有价值的公司。比如威盛电子，虽然曾经长期面临与英特尔的竞争，但销售规模仍然是全球第二。

　　威盛现在还不能说是全球最大的公司，让全球的企业都跟随威盛。但仅是营销规模大并不见得最有价值，最有价值的企业要成为规格制定者。在某些方面，威盛已成为规格制定者，引领全球企业。

　　《21世纪》：威盛集团旗下有多少家企业？您自己亲自打理的有哪几家？

　　王雪红：与威盛集团相关联的企业约有33家，包括威盛电子、宏达、多普达等，这些公司都有自己的“迦南”。我亲自打理的公司不过数家而已，更多的时候是放权给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这些高层管理者就能把这些公司带到“迦南”。因为我选择人才有一个标准，就是选比我能干、优秀的人。

　　做最困难的事

　　《21世纪》：您刚才说，要找到威盛的“迦南”就得做最难的事，这些年来，您觉得最难的事是什么？

　　王雪红：我现在讲不出来“最困难”的事情。每个困难的事情发生，让自己不快乐时，我都会瞬间处理心情，然后让自己快乐起来。“瞬间”就是我处理困难的周期。

　　讲一个事情。此事发生1980年代初，当时我在大众(大众创始人简明仁为王雪红的姐夫)工作。一个朋友说在西班牙拿到了一个大订单，达70多万美元。那时候我刚毕业不久，觉得这么大一个单子很兴奋就开始进料、制造、供货，供完之后又再加货。但后来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我就去西班牙要账，去打官司，时间长达8个月。我不懂当地语言，什么人也不相信，觉得警察、法官、朋友都不能信任。更痛苦的是，我觉得姐夫的公司都被我拖垮了。那是我觉得最困难、最辛苦的时候。

　　但正是那次欧洲之行，让我把大众在欧洲的市场打开了，大众后来在欧洲做到第一，实在有赖此行。后来我认识到，困难是一个人成熟、磨练的机会。一个人要成功，就得选最困难的事情去做。

　　《21世纪》：难道与英特尔打官司那些年也不觉得困难吗？

　　王雪红：当然觉得非常苦。客户一个个地走掉，一些员工对公司前途没有信心，股价也一天天地往下掉。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过自己的日子，认为公司前景在那里，肯定应该坚持下去。同时，公司财务一直没有什么问题，这也给了我信心。

　　《21世纪》：还做了哪些最难的事？

　　王雪红：比如多普达手机。这是我们与微软合作，设计、生产专门针对高端商务人群的智能手机。有人会说，欧洲、美国的手机巨头公司更有实力做这样的手机；还有人说，台湾的多普达在研发、设计上的实力均不足以与那些手机巨头抗衡。但多普达不但做了，还做成了。

　　《21世纪》：与英特尔打官司，选择做最高端的智能手机，都是“做最难的事”。据说现在最风光的宏达开始也很困难，是亏了10亿台币后才开始赚钱的？

　　王雪红：宏达当时亏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笔记本电脑亏损。做笔记本电脑的很多关键零部件都需要采购，同时台湾有许多很厉害的笔记本厂商。然后宏达开始做自己的产品，方式是与微软合作，用微软的CE操作系统做高端智能手机，但当时这个市场还没有形成，同时，宏达没有渠道，微软帮着卖，很难达到预期的规模，这是亏损的第二个原因。

　　但宏达看准了方向，亏损只是暂时的困难。挺过去了，就会到达心目中的“迦南”。

　　竞合英特尔

　　《21世纪》：也许有人认为，与英特尔这样的国际巨头打官司才是最困难的事。现在，威盛电子与英特尔和解了，是不是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王雪红：与英特尔和解当然对威盛电子的发展会有好处。和解后，威盛与英特尔签了长达十年的授权合约。有了这些长期授权后，威盛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就能参与到全球竞争当中。

　　同时，和解对威盛的营收也是有帮助的。在诉讼期间，英特尔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威盛，造成威盛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下降。以芯片组销量为例，诉讼前，威盛芯片组销量在全球的占有率为70%，到撤诉前，威盛芯片组掉到不足20%。

　　与英特尔和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种负面影响还没有最后消除，但已经看到好转的迹象。目前芯片组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47%，很多客户开始重新选择威盛的芯片组。

　　《21世纪》：陈文琦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威盛与英特尔的关系是竞合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体现？

　　王雪红：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合作方面，硬件厂商可能在选择威盛芯片组的同时选择英特尔的CPU，我们是产业链中不同的环节；竞争方面，我们在CPU方面存在竞争。但我们与英特尔是差异化的竞争，英特尔比较强调CPU的速度，威盛更重视整体的效率，即CPU的计算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利用。产品思路不一样，不同的用户也就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