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伤亡事故72.8万起，死亡126760人。面对这一数字，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4日说：“2006年要把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

”

　　原来死人真有指标！？

　　一直以来就听人说，在很多行业是有死人指标的。如建筑工程，多大的工程，可以死多少人，这是工程开工前，建筑方早就定好的。

　　一直以来，我们怀疑有这种指标的存在，但没有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明确告诉我们这一指标确实存在。现在听到李毅中此话，疑虑算是澄清了，原来真有死人指标。把死人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之内，这应算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是一把剑，直刺人心，并让心长久滴血。难道，发展就非要死人吗？

　　这世间什么最可贵？命。这世间什么指标最可怕？死人指标。既然定下了指标，那明年最多可以死多少人？既然定为指标，既然作为政绩，就有奖有罚，超过指标要罚，未超指标要奖。超过者罚，天经地义；未超过者奖，则有点不伦不类。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因为少死了两个人，就成就了其政绩？

　　想到此，笔者不禁害怕，如果到年底了某地区某煤矿还没死人，或者死的人还没超标，这时相关负责人肯定会心存麻痹，不把安全当一回事，那是否会酿成更大的悲剧？ 江苏省江都市毛建国

　　“GDP死亡率”降低无关政绩

　　此次政府拟采纳早已动议许久的“将GDP死亡率与官员政绩考核挂钩”，是寄望于将官员最为看重的仕途与矿工最为宝贵的生命维系在一起。

　　但这一举措与之前的“绿色GDP”设计思路如出一辙。它很容易陷入一种怪圈：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本身就为人诟病，难以避免察其表面失其根本的弊端；GDP表现为刚性的数字，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时总显得捉襟见肘。“GDP死亡率”承载不了种种“非正常之痛”的指标化，它很快会陷入以“政绩”制约官员行为的困惑彷徨中。

　　比如，医疗领域的诸多积弊让人们因“穷”讳医，那些含恨倒在医院高收费大门之外的、久病不治撒手西去的，究竟算是病死的，还是被医疗逐利化害死的？

　　“GDP死亡率”加上政绩考核治不了“非正常之痛”。记得前些年某地出台“出现多少人死亡的安全事故，一把手就地免职”严规，一度让当地官员睡不着觉。时至今日，这曾为媒体所追捧的举措已从我们脑海中消散，不仅是因为行政监管存在的天然惰性，更因其不够科学合理，无法应对复杂的现实。 四川省成都市毕舸

　　死亡率考核折射指标依赖症

　　针对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国家安监总局曾强令2005年关闭4000家煤矿，不少网友质问，不多不少刚刚4000家，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这种指标定得科学吗？

　　与关矿指标类似，亿元GDP死亡率的弊病也显而易见。各个地方产业结构各异，在生产力水平整体较低且短期难以改变、采矿设施落后且又煤矿资源密集的地区，亿元GDP的死亡率肯定会较高；第三产业发达而矿产资源匮乏的地区，亿元GDP死亡率肯定会较低。产业结构迥异的不同地区，亿元GDP死亡率的比较并没有多少科学性。以此评定干部孰优孰劣，说服力无疑会打折扣。

　　安监部门特别是基层安监部门，面对的是安全生产中的各种复杂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而不是片面拿死亡指标进行威压。

　　在各类工作竞相推行目标考核的现实条件下，地方官员头上的“数字威压”比比皆是。在名目繁多的考核指标面前，我担心亿元GDP死亡率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项目，其威慑力将无从谈起。四川省南充市朱胜国

　　政府应该保障安全的GDP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追求这个被经济学家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GDP数据，各地区常常是从省里到县里，层层往下压指标，不少地方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安全生产则是被忽视的重要环节，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曾经指出：“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与GDP增长幅度密切相关。”

　　国家关于安全生产和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不可谓不健全，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安全生产不可谓不重视。然而，能够带来“GDP”快速增长的事故易发行业正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中之重，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博弈，往往会令法律与制度的基层监管部门和机构执法缺位。这种“角色错位”现象因此成为工伤事故频发的诱因之一。

　　当政府从对微观经济的“具体扶持和干预”中脱身出来，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调整为重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确立科学的发展观，以更多的精力从事公共管理、社会服务，为本地区、全社会、所有企业营造一个良好法治环境的时候，“GDP”仍然会快速健康地增长，而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一定会降下来。 江苏省南通市顾启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