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华西

　　———专访《吴仁宝评传》作者、江苏省党校教授冯治

　　□本报记者 邓瑾

　　为什么华西村历经40年而不倒，并不断增长？它如何寻找到一条独特的共同富裕路径？中国农村长期观察者冯治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华西是个村，但更是个经济体。这个经济体的主体是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一家有着独特企业文化的股份制集团公司，华西村1500多位村民都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如果说以前这个集团公司是按照钢铁、纺织服装、建筑、旅游等，用跨国公司的说法，所谓的事业部来组织的话，那么未来5年，该集团将致力于整合这些事业部的供应链：把这些事业部除生产之外的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流通环节抽出并整合在一起，计划在未来5年打造成一个100亿元的商贸城。

　　另外，华西还将重点鼓励私营经济，并建设一个100亿元的私营集中区。现在华西的私营经济规模将近10亿。这就是华西的《十一五规划》：未来5年，使华西的经济规模从现在的300亿上升到500亿，新增的200亿分别来自物流和私营经济。

　　当记者从无锡机场赶去华西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抱怨现在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不如原来的好，他说：“现在看，还是华西的路子对，要富大家一起富。”

　　为什么华西历经40年而不倒，并不断增长？本报专访了《吴仁宝评传》作者、江苏省党校教授冯治，他对中国几乎所有名村都有过长期观察。

　　记者：华西村在很多人眼里是在搞过去意义上的集体经济，可您认为不是，为什么？

　　冯治：华西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传统的集体经济，早在1978年的时候就不是了。那时华西要建塑料纺织厂，当时有十几万资金。那时候老书记(吴仁宝)思想还比较保守，不想向国家贷款，觉得这不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是就和老百姓一家一家地谈，借老百姓的：今年的钱少分一点，把你的钱当做股份去办塑料纺织厂，年底再分红。股份制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这可是中国股份制新集体经济的源头，与人民公社时期大一统、产权不明晰的集体经济相比，发生了质变。如果说1978年小岗18个农民按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那么华西村股份制新集体经济的改革，意义不低于它，而且时间还比小岗要早。小岗为什么现在还穷，就是因为没有企业。华西这个机制一直运作到现在，也就是今天的“少分现金多入股。”

　　外人经常批评说华西的农民不自由啦，有钱拿不出来等等。其实这就是这个经济体的运作机制。我觉得华西富，很大的秘密就在此。

　　1978年，河南的刘庄，经济规模比华西还大。现在也不错，但经济规模就10个亿，而华西已经300个亿了。为什么？刘庄的钱最后都分给老百姓了。刘庄人在方圆几百公里都是最富的，亲戚朋友家红白喜事、小孩上学、建房，都上刘庄借钱。有钱不借又得罪人。所以，钱聚不起来。

　　而华西，钱没有流出去，而是采用了一套聪明、务实的机制，把农民的小资本，通过股份制形成大资本，办大企业。

　　记者：这倒让我想起了对明清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种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中国人经商赚了钱后通常都是置田地这样的不动产，而不是用于工商业的再投资。而又由于中国的家族制导致田产在后代中均分，进一步分散财富，而不是聚拢财富，所以制约了当时的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

　　冯治：是啊，所以华西聪明就聪明在这。农村人，有的人会过日子，有的人不会过日子，也许就把钱过没了，或者钱就让别人给借走了。现在把多余的钱入股，通过资本循环让钱增值。

　　记者：可是如果我有事，想用钱怎么办呢？

　　冯治：其实集体能向你借钱，也能借钱给你。以前在村里买套别墅十几万，你没有钱，集体可以借钱给你，资金是双向流动的。

　　华西村是一村两制，有股份制集体经济，也有私营经济。不仅外人可以来华西办私营企业，华西自己的人也可以搞私营经济。外人对华西经济的理解很片面。

　　记者：大家都在说老书记吴仁宝的智慧，说老书记的超前思维。在您看来，这种超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冯治：我感觉吴仁宝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而且往往和后来的中央政策不谋而合。

　　早在1969年，华西村就开始办小五金，比较早就搞起了农村工业化。我们知道，乡镇企业大力发展是在1980年代，小城镇化热起来是在1990年代中期，而华西在1980年代末就搞了城镇规划，分工业区、农业区、娱乐区、游览区等等。

　　大包干的时候，全国都要分，舆论一边倒，分田就是赞成三中全会，不分田就是不赞成三中全会。但是当时的华西已经搞了股份制，农民的钱都到集体经济里了，总不能这家分一个汽车轮子，那家分另一个汽车轮子吧？而且当时还没私人拿多少钱可以买这个概念，所以就没分。

　　当然这也是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党支部有凝聚力，二是集体经济有吸引力，当时华西要分了也没有现在的华西了。

　　十五大之后掀起乡镇企业改制的高潮。所谓改制，就是卖，基本上卖完了。当时改制也是对的，有这样一个宏观背景，即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乡镇企业打击最厉害。当时到苏南来，好多乡镇企业都冷冷清清，看不到开业的人。那时乡镇企业既贷不到款，又产品积压，那时的乡镇企业最萧条。不改走不动了。

　　当时提出抓大放小，乡镇企业算小，要卖。当时华西的压力很大，上面要华西带个头，卖掉算了。实际华西早就改革了，村民都有股份在里面，也有外面企业的入股，所以没改。

　　因此吴仁宝是根据华西的实际情况，怎么有利于发展就怎么来。上面政策下来了，是面对全国的。这时，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跟风，符合本地实际，富裕农民的道路，是最科学的道路。

　　记者：那“一分五统”呢？现在当然可以说是“共同富裕”，但也有人认为是华西的发展在遭遇了土地等资源瓶颈之后选择的突围之路。您怎么看？

　　冯治：现在一般讲“一分五统”都是从2001年4月算起，2004年完成，华西把附近16个村合在一起了。但实际上这有个过程。

　　真正讲还得延伸到1980年代。1980年代末华西村就把旁边的三个村合在一起了，加入华西集团，共同发展。

　　华西的发展碰到瓶颈了，没有土地了，这是个重要的因素，但一分五统的形成有自己的历史过程，是超前的。吴仁宝讲了，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共同富裕。如果说“一分五统”仅仅是为了解决华西的资源瓶颈，实际上把老书记看低了。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一分五统利用了华西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党支部的力量。农民富不富，主要看干部。现在这合并过来的16个村都可以把华西最好的政治资源——华西党委利用起来了。文化资源主要是华西的知名度。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等，可以统一规划，合理利用。

　　实际上华西是综合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方面资源，不可分割，典型的综合体。老书记实际上是农民哲学家，理论精髓就是4个字：实事求是。有利于老百姓富的事我就干，不利于老百姓富的事，即使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干。

　　富民是第一，是主线。如果吴仁宝没有把这个作为毕生追求，那么华西在大家都分的时候也就分了，在大家都卖的时候也就卖了，就不会有今天了。

　　记者：那么，与其他知名村庄的带头人相比，追求共同富裕是吴仁宝的独特之处呢，还是他们的共性？

　　冯治：农村带头人都具有“共同富裕”的思想。

　　比较而言，河南的刘庄，受过去传统的影响更多些，天津的大邱庄，主要是市场经济指导，而吴仁宝，则综合得比较好：即把毛泽东时代中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保持下来了，并且有创新，又把市场经济的东西运用得非常熟。别小看了思想政治工作，利用精神力量去发展经济，这是最好的循环经济。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