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刚刚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全世界大学排名第十五名，当然有的人说这个排名过高，也有人觉得它排名不高。我们自己这样觉得，如果以学术水平来看，也许北京大学到不了全世界第十五名，但是以一个大学跟国家的联系来看，以及这个大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来看，我觉得北京大学排全世界十五名一点都不为过，这也是我们作为北大人的骄傲，所以我们应该继承北京大学百年的传统，就是不要在象牙塔里面，要走向社会，要抓住社会主要的脉搏，研究主要问题。

　　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很多管理界的专家、企业界的领导还有各位来宾，都是在企业界当高层的领导人共同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在这里做一个抛砖引玉。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间说作词有三种境界，我想企业界也有三种境界，我发言的主题是倒过来的，我觉得应该是提升管理境界、构建和谐社会。我觉得企业家也有三种境界，我也在找，最后能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找三句话特别贴切，和王国文的三句话做一个排比，我找了三句大俗话，一叫一个人吃饱了全国人都不饿，第二种境界叫一家人吃饱了全家人都不饿，第三句话是大家吃饱了全家都不饿。当然我讲的全家不是指个人，而是指企业的意思。

　　刚开始我们办企业的时候往往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待遇，我跟柳传志在一个电视节目里有一个对话，我很直接的问他，因为探讨到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我说柳总，现在一看你就不是为物质而奋斗的，但是你在什么时间跨越这个节点的？他说是1998年的时候。我在飞机上又买了一本书，很多人都想把刘总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写成他有伟大的理想，后来讲来讲去就两句话，一个是做点事，第二个就是改善待遇。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但是这个时候往往会产生急功近利，目光不那么远大，有时候会产生你输了我赢了而计较。很快这个阶段过完了以后他就有意识的关注这个企业，关注这个企业和其他的相关者，就是企业变成一个大家庭了，不仅我自己要好，我们的员工也要好， 而且我们的供应链，上下游的产业链里面，还有跟我们企业有关的部门，我们要共赢，而不是说我赢里输，这个时候他对社会的看法就是对社会做贡献的和大家要共赢的事和我们这个部门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的眼光是比较长远的。

　　我们讲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学家的该度来讲是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往往在这个时候想到的是企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我讲一个很典型的，我跟王石有一点小交情，跟他聊过好几次，他们经常在买地的时候发现买高了，但是他们宁可给政府回贴一点，不捞这个便宜，因为我要考虑共赢。

　　第三种境界企业做大了做强了就要考虑，我们企业今天得到的成果，除了个人的努力、企业全体员工的努力以外，是不是这个社会对我们有更多的倾斜？我想中国发展到今天，就面临这个问题了，我们在短短的二十年中间，我们的企业迅速成长，迅速出现了一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其实中国的GDP才刚刚突破一千美元，但是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我们是不是把它立为这么重要的主题？这在我们当时列题的时候有过一番讨论的，一方面觉得企业做的还不够大，不够强，如果这个时候过早的讲企业的社会问题的话，会不会对企业有所误导？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现在各方面的社会矛盾比较激化，今天在座的大多是管理学者，也有经济学家，我们有台湾的、香港的和大陆的经济学家在这里，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是不一样的，经济学家是帮政府和社会大众的，而管理学家是帮企业家的，所以经济学家不等于管理学家，但是我们这种管理学家即使站在帮助企业的角度上也不能忽视，或者是应该很认真的探讨企业和整个社会环境怎么和谐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现在也应该忆苦思甜，忆市场经济的甜，忆计划经济的苦，但很多人反过来了的。我曾经问航天部的，他们的待遇还不错，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是相对的改革受损者，他说你们是改革的得益者，我们是改革的受损者，就包括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很高的专家都有失落感。社会在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相对贫困者和相对失落感，如果说这种情绪积累很多，积累的很强烈，这个社会就会产生动乱，甚至是革命。经济学开始是研究效率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上个世纪我们大家都记忆犹新，包括中国，世界一大堆国家搞革命，大家知道革命要流血，革命要破坏过去一段时间造就的财富，但是为什么要革命？就是因为有社会不公平，所以导致了革命，革命把当时的效率破坏了，革命完了以后物质财富下降，效率破坏了。

　　我想中央领导比我们看得远，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要构建和谐社会，相信是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目前如果再不注重或者说适当的注重公平和效率平衡问题的话，再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会有问题，社会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走回头路，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连政府都会失去对这个社会的控制力。

　　本来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那我们企业家在这里要不要考虑呢？我们即使站在管理学家的角度上我们认为企业家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到了，因为只有一个和谐社会，只有一个让我们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能够健康成长的环境才是对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有利的，企业在这个社会里是强者，因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握有大量的资源，而企业家是在企业里掌握社会资源强有力的人。今天我建议大家，你换一个角度来想想，今天我们开这个会的时候，我们把企业家的身份通通拿掉，假设我们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或者是改革的相对失意者，我们怎么来看改革社会？我本人也当过企业的总经理，也当过大企业的总裁，我现在到北大专心做教授才八年的时间，我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问题，我觉得和谐社会对企业的生存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之所以中国在人均一千美元的时候这个问题非常突出有三个原因造成的，首先这个一千美元并不是平衡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人民币和美元的比值是不符合购买力的，他从七千美元讲到一万这还是客气的，我们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得出来的数是一比四。我们人均GDP是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按照货币购买力来计算很可能是两千美元，要不然很难解释一个大学教授拿三千块钱的工资还活的很好。所以我们一千美元的平均是几个大城市发达地区五千美元和七千美元对贫困地区五十美元的平均，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也许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尖锐，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很快就尖锐了，而且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以后，这个社会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充满了活力，我们没有统一的道德观念在修正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到今天，用了二十多年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很伟大的，因为有很多都是很模糊的，没有边界的，说也说不清楚的，但我们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我看过很多的回顾，前面的经济学家都说不敢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评论，也不敢对中国经济进行研究，而且也不敢对中国经济乐观，十年前是这样，二十年前也是如此。我们也不能够说只看到我们起来了，就说我起来了就是好的，一切问题都没有了。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法律滞后和道德缺失的问题，法律滞后是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深圳就是典型突破了各种法律束缚的，潜意识下所有的法律都可以突破，比如土地制度、外汇等等，很多都是突破了过去的法律法规得到成就的，从大到小。形成了这个社会法制跟不上，法制跟不上也是客观的，任何法制滞后也是磨出来的，在过程中间或者是预先定的话也不可能定的很细。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打掉了“孔家店”，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懦弱追根寻源是中国的根子上的，我们国家传统的是倡导马克思主义那一套的，我们过去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信仰和道德传统又受到市场经济严峻的挑战，西方因为它是有一套，市场经济是一套很完整的法律制度和宗教体系之下，就是他有严密的法律和调剂人心的东西在维系这个社会，而我们这两个东西都是很缺失的。

　　原因之三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间有些因素对我们搞市场经济可能是不太利的，但这种可能不利可能这一代人也许很难改变我们的传统文化，反过来说可能你只能去适应它。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至少想两个问题，一个是重义轻利的理念，而西方不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像索罗斯，索罗斯如果发现经济社会的体制有问题的话，他就会下手，他按游戏规则做，他赚了钱以后他就是慈善家，到别的国家去做捐赠，所以有的国家看他是魔鬼，有的国家看他的天使。

　　但是我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会认为索罗斯这种人是好人的，因为中国的文化里有重义轻利的两方面，这个义有两方面，一个是正义的，但是我们搞市场经济的时候，你是为了利，那怎么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去体现这种正义？这是个难题，尤其对民营企业来讲是这样。第二这个义里还含有义气，中国人讲你不义气，那是对这个人很大的否定。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历史上传统下来的不唤寡而唤不均，所以在贫富悬殊的时候，很多人富的时候很多人穷，有的时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按照过去毛主席的话就是阶级立场决定的，因为你是资本家，新生的资本家，而我们是工人或者农民，我们是被剥削的阶级，没有对和错，而是阶层和阶级立场决定的，也许这些人的待遇会比改革前更好，但是他不平衡，因为他看到相对的差距在拉大。

　　所以我觉得中国为什么这么早就提出来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上三个大原因有关，如果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的话，真的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企业家能够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要理解社会环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要理解中央提出来的理念或者说采取一些措施的合理性。我作为一个学者，我肯定不认为道德现在要杀富济贫或是劫富济贫，中国最传统的就是这样，我杀了他，把财产拿过来给你。

　　你换个角度来想问题，假如你今天不是企业家，不是企业管理者，你是社会，而且你要想这个企业对社会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东西，由于时间关系不展开说了。

　　第二个是大中小企业不一样，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有很多层次，最低的是你首先要认识到民营企业实在上是在为国家解忧，企业对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带着资本，你带着想赚钱的目的，自己带着资本来找这个社会的需求，然后去满足它的需要。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使所有的企业家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是自己想赚钱，但是他来找，这个社会，有谁能够让我赚钱？

　　就是我要服务他，这基本上也等于是为人民服务。如果社会都有民营企业把人民服务好了，那政府就简单了，所以在这次程度上来讲，民营企业的境界比国有企业还高，因为他是自己带着干粮来办公，拿着自己的资产为社会服务，而国有企业是拿着国家的资产为社会办公。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国家拿出三四万亿的钱出来搞教育，搞扶贫的话，我想社会环境就会好很多。

　　第三个，你肯定要雇人，雇人就业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大量的就业是中小企业解决的，哪怕你不提供税收，只要你解决了就业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帮助，香港有很多，我在香港很少看到有人被香港的税务局查的底朝天。如果我不查你，你还办不下去，我再查你你就更办不下去了，所以企业在满足社会雇员方面的贡献很大，所以企业家的责任是造福于企业一方，这是就业对社会带来的贡献。

　　第四个贡献是贡献，第五个贡献是你出于企业的利益出发对社会进行一些捐赠，就是我捐赠你，但是我要名，我要起到广告作用，这也不错，本来这些事情是政府做的，西方政府为什么对企业有扣税，就是政府有官僚，他来不及去解决社会的小灾小难，所以企业这个时候可以去做，出了这个钱可以改善自己企业的形象。

　　第六个是跟社会无关的捐赠，像李嘉诚捐了十亿港币给香港大学，而且我不要冠名，你要做什么你自己决定，李嘉诚先生捐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没有冠名，所以我觉得李嘉诚先生做的有所超越，包括这次对香港大学的捐赠，他主动拿出来赞助社会。这个时候跟你的企业无关，你也赞助的话，境界就更高了。

　　第七个是对社会环境的关注和资源的关注，就是做企业不能破坏环境，不能浪费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讲，工业时代的一代人在历史上被写成最不好的一代人，有人讲，本来大家一起走出去是看风景，后面的人看前面的人先看就不服气，前面的人说你为什么要赶他，他也跑，结果两个人都没看好。工业社会现在就有这种毛病，欧洲想改变，但是现在亚洲追上来，世界经济一体化了，欧洲的劳保福利非常好，而且夏天放大假，中国是不行的，所以中国想赶上来，但什么时候能赶上来现在还不知道。

　　消耗资源、破坏环境最大的就是企业，所以企业要承担这些责任，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有这种责任，小企业你能生存就是满足的社会的需求，中型企业如果能把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照顾好就是你的责任，但是他企业不一样，我到德国去参观，德国很多企业都有社会责任部，比如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有一个九个人的社会责任部。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有能力的 企业家，能作出表率，成立企业社会责任部，或者是企业社会责任联盟。

　　作为我们在北大这样一个平台上，我们要预先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非常希望这个社会不断的和谐，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福的，至少没有战争，我是1956年出生的，我估计还能活三四十年，如果到我死都没有战争，那我们很幸福，而且我们是在中华民族最低点，通过一代人就到最高点，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管理智慧，用我们的管理境界，企业家和政府以及社会协会，包括媒体，我想大家都有自我约束的责任，为这个社会更好、更和谐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