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媒体的朋友们，早上好！很荣幸有这次机会做一个简短的发言，其实我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很多，但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

　　刚收到信息的时候是北大的学生说让我来讲一讲，那时候我正好去巴黎，因为我现在担教科文组织的特别顾问，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是什么题目？他说是一个大的题，你讲什么都行，只要跟这个有关，我说我看一看，后来我说我还是感兴趣，有时间一定去。

我为什么要来呢？我一看这个题目——和谐社会，我马上想到这是一个大概念的题。社会里有主体有客体，客体就是自然，所以一看到一个问题我就先答应了。另外我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是我自己教学的背景和工作的背景和这个题有关。

　　我当过运动员，是游泳的，竞技，体育公平竞争，年轻的时候和楼云这一代做体操的在一起，后来教育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学语文文学，和人文有关系，后来又学法律，国际法，我自己觉得在这几个主体里，法律也非常关键，这是在国内学的。在国外我学经济，政府管理本来不是一个学科，是研究的一个领域，我学的是政治经济。我有那么多的想法，来以前琢磨了一下，用什么样的想法把我的思想有效的说一说，我今天试着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两个人怎么分苹果派，分蛋糕，要分得均匀，有各种方法都可以分，因为如果要分的不公平的话就不是和谐，要吵架了，吵起来的话怎么协调？分苹果的时候你要想有两个人们，假设有个人在那里说了一个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道义上的方法，这和香港同事讲的宗教有关，所以两个人在切蛋糕以前，我就说你们给别人多想点，别老想着自己，这是个方法，呼唤人文的精神，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技术的方法，我说你在切以前不要看蛋糕外面的形状，可能里面的馅儿不一样的，你衡量称起来是很难的，要搞清楚，这是个技术，也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是制度安排的方法，怎么说呢？我说两个人切蛋糕，一个A，一个B，我说A先切，B来挑。你可以想象有三种方法，假如说这三种方法都和我们构建社会有关系的话，我自己认为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先后的次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认为管理是在有效的资源里最大化。我们中国说管理，这里有一句话，假设我现在从这里到机场坐飞机，可能需要一个小时，但是如果以英文来说的话，可能翻都没法翻。只能说是在有效的一小时，得到最大化。

　　这三个里头，你想一想，切了以后，前面两种方法，最后切开了，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法庭，你会发现，前面两个方法讲究的是内容，你得崇高，但是崇高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和文化背景也不一样。第三种方法是A先切B后拿，这一般人都能听懂，是个程序的问题，但是法院在审查程序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即便是两个很好的法院的话，他要审查内容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法官听了，你原来是谁教你的？这崇高是谁教你的？他说这个蛋糕小了，法官就会说，小点就小点，你就崇高点儿，让给别人吧。假如法官自己的技术也不行，要制定一个大的社会的话，需要很多法官。

　　假设中第三种方法，假如是个程序，是制度安排，这个时候法官就很容易，你们吵什么架？他说他先切了，但是按规矩，切的人应该后拿，但他先拿，法官就会说你错了。这很简单，即便第一刀没有切好，这是个博弈过程，他会自我调整几次。从这一点来讲，建设和谐社会假如说主体有那么多的话，这些都是关键的方法，但是管理要求我们什么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个重要，这个重要，都说重要，但假如说在我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包括我们的时间，假如我们说和谐社会，我们现在的苗头已经出现不和谐，我们希望在五年时间里出现和谐，这五年就是资源约束，我们也希望在这五年的时间人一下子都变崇高了，但是五年时间假如你从三个方面来做的话，哪个更容易？哪个是基础？

　　我作为一个命题提出，你们可以实践。 我现在喜欢和理论问题考虑考虑，我在外交部也做过，在几个跨国公司也做，现在在学校里面，我觉得理论非常关键，有那么多想法以后，然后理论联系实践，我们可以自己感觉是不是有那么一个道理。假如从道义上来说应该公平一点，第二是技术层面，第三是制度安排，这里的三个我觉得应该是倒着排，然后往上去，就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家庭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过程中，一开始你需要的是基本的产品，不是奢侈产品，这个也一样，底下是基础，上面是奢侈产品。

　　一个家庭在成长过程中，一个社区在成长过程中，先花很多精力做奢侈品的话，管理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首先作为一个命题提出，要做一个和谐社会，假如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话，这是一个秩序，得倒着来，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第二个故事，我去过希腊城邦，因为第二个题是企业公民，我就在想企业公民到底是什么。我讲个故事，在希腊的时候，希腊把游客不看成公民，早期希腊是城邦国家，在那儿长期居住的人叫公民你要当公民就要宣誓，宣誓中有一段话，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将永远为这个城市神圣的理想而奋斗，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我们将不断增强公共责任感，尊敬并遵守城市的法律，我们从我们的祖先继承了这个城市，等到我们把这个城市交给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城市做的更好、更美丽、更伟大。”

　　这是作为一个希腊的公民得宣誓的，首先如果做一个公民的话，要有公民的意识，就是你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别的，作为企业的话，你除了挣钱以外还得交税，这个很重要，假如我们原来经常觉得交税是亏的话，这个意识就不在，所以我们要增强这个意识。其次想做一个好的企业的公民的话，好的东西是有法律体制在那儿，当它存在的话，作为这个社会里的个人，你得遵守法律。第三个，当我们把这个城市继承下来传给下一代的话，我们应该把这个城市做的更好、更美丽、更伟大。

　　我要说的第三个故事是在我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是会场的一个老总和底下对话有关的，有人问：“你们作为那么好的一个企业，是一个生产型企业，他说你们的社会责任心是什么？你们对社会的捐助是什么？问了很多问题”，老总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对我们今天有启发，老总说：“我认为我们要做好一个企业公民首要任务是要遵守法律，第二个要点是我这个企业要盈利。”这句话在我们中国的环境里说的话就觉得不对，其实这说的很有道理的，他说：“我每天看着我的员工坐车上下班，我心里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企业假如不盈利的话，这些人就得失业，失业意味着什么？第一他的家人可能会生活更难，第二我们的企业假如在盈利的话，我们其实就给在社会做贡献，因为每个社会一个好的法制的国家，它都会有企业挣多少钱就要交税的制度，从这一点来说，一个企业公民盈利越多的企业对社会贡献越大，因为所交的税是盈利的百分点。”

　　我们现在在谈环境保护等等这些，假如说一个社会有好的法制、好的规制的话，他对环境就会有一定的规定，你要污染环境的话，就不能说你这个企业崇不崇高了，你就是在污染环境。企业大家都在盈利，不是在那儿偷税漏税的情况下它已经对社会有贡献了，政府把税收收上来了，对很多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医疗、环境，很多责任是政府的。

　　从这儿延伸出来就可以这么想，作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对社会负责任的底线是不要犯法，这是一个度的问题，不是是或不是，第一个判断是是和不是，第二个判断是你做了以后是一个更好的公民吗？这是一个度的东西，第一你做企业你得遵守法律，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强调这些，第一就没有做到了，包括安然做假帐，这就是在违法。我们中国很多企业也不是说他思想没有对头，要崇高，他是在做假帐，这些是法律和法规所不允许的。所以第一你要遵守法律，当然这个得讲到政府责任，市场经济需要这个，市场经济如果不到位的话，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话，是你没有做好。

　　这一点做好以后，企业要更多的盈利，因为你更多的盈利的话，意味着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你交的这些税应该是用在哪些呢？是跟社会有关的项目，比如说有些人失业了，政府可以拿这些钱做一些像样的就业再训练。一开始动机很好，大家都在一起，到最后全军覆没，我们国有企业现在难就难在这一块，一个企业做的时候有过多的社会责任，遵守法律、交税，在这以上你还要对社会再有一些服务，这是有先后次序的。

　　再对社会有的时候，一个好的企业也得想一想，这是不考虑的就随便给钱？他也不，我在跨国公司也做过，他每次在做的时候，现在大的公司，社会公民意识比较强的都会说，尽管我们现在给钱，从短期的角度来说没什么好处，但是长期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像一个战略投资一样，有回馈的。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在做决定的时候，短期和长期没有搞清楚，光给钱，时间一长这个企业还是要倒闭的，也不行。

　　我刚才讲的第三个故事作为一个命题提出，假如说作为衡量一个企业公民有没有做好的话，是作为一个指标，你可以去看一看。除了企业以外，其实要做好社会公民，一个企业要做好社会民社会环境的法制必须要非常健全，这是政府要起的作用。从这点来说，我前段时间写了本书《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经济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践》，我们中国的《反垄断法》还没有出来，但是你可以想想，这个企业通过行政垄断，而且他不愿意放弃，从这点来考虑的话，他没有做好一个社会的公民。我就以这一点结束我的演讲。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