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提问：我是《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兴浩，刚才何院长讲在志高空调有一个高管的基金，我想这已经实现了一个小的和谐社会，如果按刚才有位院长所说的切蛋糕的三种切法，这似乎是一种崇高论的切法，想请李院长点评一下这种做法。

　　一个小的和谐社会，如果按刚才有位院长所说的切蛋糕的三种切法，这似乎是一种崇高论的切法，想请李院长点评一下这种做法。 李兴浩：这个做法我们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我们大多数高层有一个现金卡和记帐卡，比如说他自己的收益不够了，他就可以插卡，按需所取的，只有我知道他用了多少钱。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思维呢？我认为一个企业要成功，还是依靠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前提下，我怎么知道哪个人好，哪个人不好呢？我认为要搞好一个企业，要修明竞技，确保法制，在企业里面企业文化的竞技，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控制呢？有可能一年挣个一百万，对我这个企业来说我合算，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拿两万块钱工资，他不够，还可以去拿三万块的工资，但如果他没有到这个水平的话，他永远也拿不到这么多的工资。

　　李新春：我觉得兴浩的做法可以这样来考虑，人，所谓的道德高尚性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应该信任他，比如说对一个小孩，你如果老觉得这个小孩不好，他就会真的变成不好。所以在西方的道理是鼓励小孩去做，你能干，但是中国人不是。我觉得更多是对一个人的信任非常重要，所以李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我对你有信任，这种信任对企业的发展是重要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国家的立法角度来讲，你们都是贼，我要怎么看着体，其实这是看不住的，他长多少只眼睛也看不过来这些人怎么做危害公司的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要建立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也是一种信任，这种信任建立了以后对企业的发展更有利。

　　观众提问：各位专家、企业家早上好，刚刚听了很多高见，我是深圳分达科技集团的，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院长，刚刚听您讲了企业家有一个概念是土匪与绅士的关系，我有一个想法，很多人在想，特别是很多专家都说了，企业家从八十年代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四个过程，其中第一个是胆商、情商、智商，最近有人提出来企业最大的是商道，我想问的问题是，李教授，您能不能讲一讲商道与企业发展寿命的关系？

　　李新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本来想今天下午花点时间略微讲讲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我刚才简单提出来我们要站在从土匪时期转向绅士时期这样一个过渡过程呢？刚才秦朔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我觉得他的解释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社会的环境和这个企业的策略之间一直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你完全跳出、超越难度是很大的，所谓的商道，这是非常高的一个东西，我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我认为一个企业的做法，完全要超越这个时代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落后于这个时代也是不行的。怎么样和这个时代的节拍达到和谐？这是非常关键的。

　　过去我们很多东西是不完备的，现在是不是完备了？也不一定，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企业应该怎么走？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刚才有位专家发言的时候说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西方国家可能是这样，但是中国目前还不行，这是中国文化特殊之处，我的理解更多的可能还是和我们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关系。比如我们讲环境问题，中国的市场有多少家企业，有多少个消费者，有多少个竞争者？和西方所面临的资源、竞争、生存压力压小得多了，我们中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这和高速公路上跑汽车是两码事，所以为什么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环境对企业家的道影响是很大的，要寻找这个“道”要寻找和社会的统一和谐，具体的“道”是什么，我还没有想透。

　　观众提问：我想向秦朔先生探讨一个问题，也许是哲学方面的问题，请允许我用几分钟时间把我的观点表白一下。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极不和谐的，因此我有一个结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失败者，我们这些人都是企业家，好象相对上是成功的，但实际上是失败的，当你开着大奔，企业家拿着大铁锤，你给不给钱？你成功了吗？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就像《圣经》里说的：“不生不灭，不多不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既然是不生不灭，不多不少，那上帝对人是公平的，因此我们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去回报这个社会，去包容这个社会。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秦朔先生的书我看过一些，觉得很有深度的，我主要是向他请教的

　　秦朔：我觉得有机会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自己最近思考的比较多的问题和你说的有一定相关性，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企业怎么样比较恰当的看待自己力量的问题。因为现在全球对中国有些是很害怕中国，有些是极其赞美的称赞中国，说中国已经改变了世界，今年的畅销书都是这样。一方面是我们有极度的乐观，另外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很多问题又的确让大家非常的焦虑和烦恼，这时候我们需要用一种比较理性和恰当的方式评估我们的力量。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的确是了不起的，在过去一两个世纪里我们都是最幸运的中国人。另外一方面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创造了全球GDP的4％，但事实上我们在主要内耗方面我们耗费了全球30％左右的资源，你耗费了这么多的资源，创造了这么多的增加值，换句话说，你真的那么值得骄傲吗？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力量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在全球主流市场提供了怎样的产品和服务？这样的企业在全球一百大的品牌排行榜上有吗？没有，现在是零。企业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上去了，但是你能不能有高价值的形象和国际认同？恐怕也没有。中国的力量得到了全球的认同，都讲中国威胁，你有力量别人都认为有威胁，但是在有力量的企业文化方面都比较缺少，我们有没有建立起这种文化认同？

　　我们看自己，现在国内都能看得出来，不要说欧美文化了，今年的《大长今》是多么的风靡，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认同。我们讲国家认同，但是我们的国家认同能不能对每个公民建立起来？每个公民在法制的保障下让他觉得很自由，现在你接触很多亿万富翁他都觉得很恐惧，都觉得很担心，整天忙着把他的企业感慨移民到外面，你现在到工商局去调查一下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去看他们的注册资料，在过往的三年时间里，变更到国外的企业已经非常多了，他们自己的心里也是非常不安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也很难找到答案，但是我想说明，在中国成为一个市场化国家以后我们要思考过往的发展，过往的模式，肯定有某些方面出现问题了，现在我们不能够再过于轻狂的自己夸大自己的力量。

　　其实在今天的全球，我们能不能恰当的看待自己的力量，让中国在下一个世纪不要给人感觉只是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很文明和自然的国家，很受人尊重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否则全球都会在想中国是怎么去浪费资源，怎么去破坏环境，怎么去压榨劳工，你的产品有没有附加值？如果你的产品没有附加值别人不会去购买的。

　　王璞：说的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交给前排的嘉宾。

　　观众提问：我请教秦朔或者是某位院长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企业责任是不是大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何教授发表的几阶段里面隐藏了一个说法，开始的时候大家混个日子，解决生活，到后来发财了，做大了，才想到解决社会责任，是不是小企业就不需要了？小企业乱搞可以，大企业就不能乱搞了，另外你乱搞长大了以后能不乱搞吗？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什么不一样？小企业需要何样的社会责任心？

　　陈家强：我想这个问题很容易，大、中、小都需要社会责任，如果小企业不守法的话就谈不上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责任都没有了。守法是第一个，大、中、小企业都需要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发展互相是没有矛盾的，以前我们可能是土匪，现在我们已经走入了小康社会，小企业也会走责任的路线，包括对员工的尊重、对客户的尊重。当然小企业和大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不同，大企业的影响力很大，他的责任自然就很大，包括对行业管理的提升，品牌的运作，因为他的资源大，所以影响力大，他在这方面做的就更多。

　　李兴浩：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观点，前面几位专家都讲的挺好的，说到责任，我认为政府的责任是最大的，因为企业按照税法，按照规定来做已经在完成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弄清楚，理归理，情归情，道理我已经完成了，现在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个社会和谐，如果让一般的干部去做市场工作，低层的不够水平，高层的永远在上面，没有解决实际性的问题。

　　首先把我的身份介绍给大家听，我最高的参与国家政策研究的常务理事，在市里面是人大常委，但是我同时也是一个村的小组长，在选举上，我对这个村做了几年，提高了十倍的收益，我付出了四百多万，结果是只多了十三张票。总之我认为社会的和谐离不开社会的文化。

　　李新春：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所谓的社会贡献不是学雷锋，并不是说默默无闻为社会做好事，所谓的社会责任是在社会整体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包括伦理道德，你遵循这个原则去做就行了，不是光奉献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所谓的大、中、小企业，我们过去的观点认为是企业越大，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个也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企业越大，对社会的害处也是很大的，比如说美国的安然公司事件，他一旦造成的黑洞，造成的风险，恐怕就不是几百万，几千万了，可能是成千成万的投资人、债权人和消费者。

　　何老师刚刚讲的我非常赞同的，他即使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我也同意您的观点，乱来长大的企业，会不会成为绅士？我们不指望一代人都成为绅士。而是需要几代人换血。

　　秦朔：袁岳先生不仅是企业家，他如果要搞辩论的话，是一流的辩手，他提的问题是针对刚才逻辑上的问题，我想回答袁岳的观点，第一个是在关键逻辑上，就是说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有社会责任，这个从学术的角度，充盈的自然经济、工业革命带来的危害以后，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成本的观念。企业即使用经济观念来考虑，你也无偿的占用了社会的成本，所以你要回馈给社会一定的经济价值。

　　为什么欧美喜欢捐助教育呢？因为教育是唯一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更加平等的条件，从逻辑上来讲，因为你占用了社会成本，所以你理所当然要尽社会责任。第二，从现实来看，从土匪到绅士有一个过程，美国最早的摩根时代的海盗资本主义，到后来经理人的资本主义，到二十世纪依靠管理提高生产率，本来也体现了一开始的大企业也是不太讲社会责任的，也是经过后来的发展、立法，慢慢的讲社会责任。

　　最后我讲一点，我同意李院长的观点，大企业，因为在行业中整合的地位非常重要，在中国来讲，我们现在很多行业的领导者，他们担当的社会责任不够，他们不能够像西方行业的领导者那样，行业领导者要更多的承担起创新，中国凡是做大的基本上都是当价格屠夫，像格兰仕，或者像国美那样的。在中国很多的大企业，不要说社会责任，行业责任都没有尽到。在中国当下的环境里应该更多的倡导行业领导者，要更多的去尽一些责任。

　　王璞：《北大商业评论》给大家搭了这样一个平台，畅谈企业发展和社会和谐，有请台上每一位嘉宾想一句话的寄语留给主办方。我也回答一下袁岳先生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责任，一个企业家的游戏规则要跟员工承担他承诺的责任，企业对社会、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承担责任。另外一个是崇高责任，就是你留名、不留名的资助，我想把它分成两个层次来作为社会的引导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是企业公民与和谐社会，实际上企业公民与和谐社会是一个孪生兄弟，我想反过来在即将结束的时候说一个观点，实际上和谐社会也推动了企业公民不断的尽他崇高的责任。为什么这样讲了，2002年我协助团中央中国青年支援者中心，当时的林部长在当中国青年支援者中心主任的时候提出帮助有爱心的企业，每个省选三家，一共选一百家，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式，国家青年支援者中心免费培训。把这些对社会关爱的企业家请到北京进行培训，这样就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使他们更有能力向社会回馈爱心，基本原则就是让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关爱企业，企业回馈社会”的良性循环图。

　　我想在这里为企业家说一句话，我们全社会也要形成一种关爱企业、关心企业家的氛围，这种氛围有了，一句话就是给个阳光就灿烂，我们企业家其实很容易满足的，你给他个全国劳模，他能当牛当马，他就会回馈社会。谢谢大家！

　　下面的时间让每位嘉宾以一句寄语结束今天上午的讨论。

　　李兴浩：修明科学的经济、确保和谐的法制。

　　陈家强：和谐社会是需要企业、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

　　李新春：送一句话给企业家，成就一个高尚的企业家。

　　秦朔：希望中国的企业更多一点理想主义的追求，因为没有中国企业的成功就不会有和谐的社会。

　　何志毅：谢谢王璞的主持，谢谢五位嘉宾的精彩发言，谢谢各位观众和嘉宾的互动。今天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下午一点二十分同样在这里举行。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