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6日，来自山西的60个人一举买下了16套价格不菲的上海商品房。有上海报章旋即写出《形象好过温州炒房团，上海开发商青睐山西煤老板》。许久以来，山西煤商与温州商人，一北一南，占据了人们对财富膨胀速度的想像极限，而此番在上海，山西煤商敢于在熊市中接棒，令饱受冷清之苦的上海地产商，不禁要在“财富品行排行榜”上把山西购房团搁在前面。

　　仅仅在几个月前，温州购房团在上海接连折金断戟。脱身的是少数，而套牢的情况非常普遍。气壮一时的温州炒房团，在“期房限转”的一纸公文下，顿然气泄。

　　但在上海房地产的历史上，温州人却不会被忘记。2001年，《温州晚报》陈康汉成为了温州购房团的发起人，现任上海市浙江商会秘书长的陈康汉并未忘记来自上海房协的问候，有关领导指示：“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事实上，当时的上海楼市尚因亚洲金融风暴处于缓慢的回暖进程中，来自外界的刺激自然异常重要。之后，上海出台了购房免税、蓝印户口等一系列政策。在初期引进的外来投资者中，温州人占到80%。可以说，温州人并非上海房地产火爆的全部因素，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2003年的上海房地产，终于甩尽沉疴，与磁悬浮列车一样，滑上了一条飘离地面、没有任何摩擦力的轨道。这其间，温州人的天性已经不允许他们依旧躺在蓝印户口上，对时机的天然敏感让他们开始把资金同样“毫无摩擦力地”扔向了上海房地产。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能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上海及其他20个省市的GDP达到了10年以来的最高值，而这与电力部门公布的电力需求“达到约３０年来的最高值”正相吻合。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直接划出了等号：电力消耗是衡量中国ＧＤＰ增长率的主要独立指标之一。

　　电荒令发达省份的目光逼向产煤大省。在“全国保华东、华东保上海”的格局之下，上海煤炭未现饥荒。

　　煤炭左支右绌，居然又与温州人脱不了干系。山西是毫无疑问的产煤门户，而当时间拉回至1990年代时，那里却是没有投资人愿意光顾的天空中悬浮着可吸入颗粒的省份。1993年煤炭市场初步放开，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夏冰回顾当时的光景，“山西省煤炭工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统治下，市场化程度很低，温州资本的进入激活了山西煤炭产业，这是一个好事。”一个为煤炭业认可的说法是，温州煤商掌控了山西60%的中小煤矿，占山西省煤炭年总产量的1/5。2003年以前，山西各地主管招商引资部门的关键业绩指标，就是年终总结时吸纳温州资本是否又创新高。正是温州人的淘煤热情，带动了大批山西本地投资者，他们从温州人那里瞥见了财富的光芒。

　　2003年的温州人甚为得意。北上采煤，东进置楼。关键之处在于，在支撑我们所指望的经济图腾中，温州人总是在成为道德反刍靶点、无情的财富攫取者之前，便进入了无人开垦或是初耕乏力的经济荒地，而通常这样的机会在没有变成美餐之前，往往无人问津。

　　2004年山西开始预警，至2005年底将关闭产能在9万吨以下的煤矿。而今年初，国家安监总局则明示将关闭所有有问题的中小煤矿。温州煤商又一次在不知所措中结束了他们的淘煤之路。而接下来重整煤市，山西本地煤商将得以重掌煤市话语权，在2006年的济南煤炭订货会上，想必谈判桌上尚未退出的温州人热情难再。

　　在另一张谈判桌上，山西煤商已然成了上海地产商可以指望的最具操作性的救市者，在山西购房者首次赴沪摘取了16套豪宅之后，2006年春节的煤商购房计划已在筹划之中。

　　温州人哪里去了？他们下一步炒什么？可能是收藏品，可能是木材，可能是防治禽流感的药物，温州人的可能性似乎永远不在人们的想像范围之内。但是，尽管温州人像蚂蚁雄兵一样不停地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却始终没有按照一条有序的轨道进行正向积累。

　　试想，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公共风险投资产品，温州人是否还会这样举目四顾呢？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风险偏好者的注意力释放无不集中于证券市场。如果有更为齐全的证券产品以及有效的制度安排，温州资本就可以在证券市场找到更多的出路。

　　但是现在，不仅仅是针对个人投资者的证券市场，包括针对机构、企业的风险投资机制的改革同样举步踯躅，产业基金法、非公36条仍裹足不前。尽管垄断产业依次向后倒去，但涉及至能源、金融等产业时，“双轨制”仍难净除。当温州资本在市场轨道上走到有声有色之际，瞬间即可切换至计划经济的旧轨之上，而能在双轨之间自由切换的人，并不是像温州人那样的冒险者。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温州人只是打通隧道的人，因为敢于冒险，他们在某一时间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而当轨道铺成之后，他们却只能是最终利益的观望者。而且更不幸的是，他们往往不能选择平静地离开，而是在嘹亮的道德号角的讨伐声中，匆匆离场。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