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ARS、禽流感、艾滋病等一些致命传染病日益威胁我们社会的背景之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内一批人文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为中医“正名”的运动。他们列举了各个层次和专业内的许多临床数据，并搬出一大堆流行于当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沿理论，试图证明中医的理论及其在治疗许多疾病时的有效性要远高于西医。

　　我向来没有怀疑过中医的有效性，而且我本人也曾身受中药之惠，对中医药充满尊重和好感。但是，在研读了发表在《读书》、《天涯》等刊物上的大量相关文章之后，我发现这些知识分子的论证过程以及结论存在很大问题，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方式来重建国家的医学体系，恐怕不仅无助于未来中医自身的发展，反而会对整个医疗卫生体系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损害。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归纳的话，这些为中医“正名”的主流叙事是这样的：

　　第一，中医与西医各有着自己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医强调人体的整体和各脏器之间的“关系”，而西医属于“原子论”，强调单体分解。中医把人当成有机整体，西医把人当成有各种零件组成的机器。所以中医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要比西医更高明。

　　第二，近代之后中医衰落的根源不是中医治病无方，而完全是由于受到西医的压制、排挤和“改造”所致。这个衰落过程，正是“西风东渐”以来西方科学理性在中国逐渐夺取意识形态上的压倒性优势的过程。中西医之间的地位消长，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权力体制建构的结果。

　　第三，要恢复中医昔日的地位，并为它谋求一个光明的未来，必须首先解构支配着国家现行科研、医疗及整个社会体系运行的“科学理性”和“现代性”意识形态。当前社会普遍倡导的中医“现代化”、“科学化”只会加速它走向死亡。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叙事风格，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它在逻辑上必然指向“前现代”的蒙昧。

　　我一贯崇尚科学理性，但我从来就不认同“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相反，我认为，科学和理性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就会蜕化成绝对、僵化的教条，从而丧失它们最本质的启蒙价值。应当承认，当今世界上的许多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都与所谓的“科学理性霸权”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如果撇清意识形态迷雾，我们就会认识到，科学理性本身包含着不受限制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它们永远都没有完成时。因此，反对科学主义并不等于反对科学，反对理性霸权也不等于反对理性，这两者是必须泾渭分明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有条件地赞同中医与西医的理论体系不能兼容的观点，我也不赞同将中医“西医化”。中医应当保留和完善它独特的理论和临床方法，哪怕仅仅从文化的角度看，也当如此。然而我不能同意中医在效用上等同于甚至高于西医的说法，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浪漫幻想罢了。

　　毋庸讳言，在中国目前的医疗和学术体制内，西医确实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这或许与近现代以后西方思想传入我国并逐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有直接关系，但来自西方的价值理念并不是中医衰落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问题要得到清晰的解释，需要放到整个社会变迁的视野中去观察。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饱受西方列强屈辱，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我们的传统思想价值、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价值有点类似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恰好颠倒了当年洋务运动的宗旨。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会不时地为伟大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衰微而感伤。但我们又不得不理智地自问：这样一个以引进西方知识为核心的现代化的历程，对我们这个古老国家来说，究竟是一种伤害还是进步？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中国之所以从千年前的泱泱“中央帝国”沦落为百年前几乎灭亡，根源在于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长期处于僵化和停滞状态，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复兴我们自己的文化，唯有从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开始。

　　中医在近现代的曲折命运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百多年里变迁经历的一个缩影。也许我们可以豪迈地宣布：在一千年以前，中医要远比当时的西医高明。但到了今天，中医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在整体上确实已远远落后于西医。即使我们不肯承认这一点，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人们总是愿意捧出一些零星的数据和病例来论证中医的有效和神奇，且不去探究这些事例和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就算承认中医治病的疗效丝毫不输给西医，我依然认为它还是存在难以同西医展开平等竞争的致命缺陷。医学是一种理论体系，而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要得以成立，光有实践中的有效性是远远不够的。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宇宙的正确知识，他们坚信“天圆地方”，太阳每天早上从东海升起，晚上落于西山（中国东临大海，西背高原）。但这并不妨碍远古的人们编制出精确的历法，并成功地指导农业生产。那些农耕文明时代口口相授的口诀和谚语，在今天的农村里仍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难道我们仅仅因为它们有效，就可以认为远古时代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中医在实践中的有效性与理论上的蒙昧状态之间的矛盾，是它直到今天为止一直不能被真正承认和接纳为一门“科学”的症结所在。我们并不少见下述让人匪夷所思的情景：两个同样有着骄人履历的“名中医”面对同一个病人，诊断的方式和结论可以南辕北辙，开出来的药方也全然不同，尽管服用后也许都是“有效”的。因此，如果不能形成逻辑自洽、可重复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我们对中医就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境地，它也就不可能获得可预见的发展，因为我们连发展的方向都没有找到。而面对日新月异的基因生物科学，如果我们永远只能端出一套“阴阳五行”、“大小周天”来，那会是十分可笑的。

　　不通过艰苦的理论研究来发现中医的科学机理并使之不断完善，而试图用颠覆所谓的“西医及其背后的西方科学理性霸权”来实现中医的“复兴”，只能把我们拉回到传说中的华佗和张仲景时代。那些起死回生的“神医”在那个蒙昧时代里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他们只存在于人文知识分子的诗意幻想中。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