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中国方法”是无益的，因为每个人眼中的方法各不相同，并且市场发展之快也令方法日新月异。就算贴上了“中国”标签，也仍然是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看法，就像尚福林有自己的“中国方法”，刘纪鹏也有自己眼中的“中国标准”一样。

　　所以，对经济学来说，尤其是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用真实的数据，如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市净率等来说话比较好，用一套标准语言，各方才有对话的可能，否则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一地鸡毛。

　　之所以有此感慨，是因为“著名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首都经贸大学公司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在近日召开的“第十届中国资本论坛”上，当着证监会高官的面，炮轰证监会管理层中的海归派”和以吴敬琏为首的“赌场论”，并强调：“中国事必须按中国方法解决。”

　　这一席秋后算账式的话，既无视眼前股改不断深化的事实，也昧于历史的发展。当然，笔者无意于忽视刘先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亲历者和深度参与者这一事实，只是想指出，历史的亲历者，并不一定有历史感。

　　历史感带来的不是猛烈的抨击，而是一连串追问，即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为什么只能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了“赌场论”，“赌场论”究竟收获了什么？而后，我们才能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是为了利益，为了改革，还是为了改革不得不屈从于某些利益。

　　在同一个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先生提到形成股权分置的原因，怀着对于历史的尊重作了如下客观的评价：“如果没有股权分置这种设计，当时就不会有资本市场，应该实事求是肯定，当时提出用股权分置方式推进资本市场发展，推进它的建立，应该把它看作是伟大的创举”。但是，一旦市场建立便会按自有逻辑运行，所以他承认，“发展到今天来看，（股权分置）确实是好多问题的根源，现在来解决它并不否定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观———不会因为到第八张饼吃饱了肚子，而否定前面七张饼。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赌场论”提出的2000年，中国股市投机盛行，并且很少有惩罚的可能性，投机盛行到极点，自然酝酿市场大顶，如果如此不规范的市场仍能大牛特牛，那才是真正的逆市场规律而行！但当时就有人对“基金黑幕论”、“泡沫论”、“赌场论”极为反感，这一讨伐竟然延续至今。

　　“赌场论”的推出是中国股市迈向漫漫熊市的终极原因吗？要论证这一点，则需要反过来论证，投机、黑幕、坐庄、内部交易等等对于中国股市的发展大有助益且是中国股市的润滑剂，而这未免会让论题变得滑稽可笑。

　　如果不是当时对于股市的深刻反思，中小股民的利益能够得到今天这样的重视吗？股权分置改革能够顺利推出吗？尽管这一重视仍然口惠大于实质，但总比对中小股民的刻薄冷漠要好。

　　这就是市场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我们应当指出每个阶段存在的不公正之处，媒体与学者充当政策的“牛虻”自有其生存理据，但不能因此推翻前一个历史阶段，并对指出问题者进行反击。

　　说远一点。现在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支持自由贸易，反对源于17世纪的基于市场保护的重商主义，但经济史家W·罗斯托却给予重商主义正面的评价，因为重商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崛起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培育了内部市场，积聚了货币。在16、17世纪出现的重商主义学派，与其说他们没有发现自由贸易的“真理”，不如说是时势造英雄。

　　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历史感，也因此，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依然对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曾经发挥过作用的人给予充分的尊重。

(责任编辑：张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