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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余老师，我们知道您在1月2号开了一档谈话类的节目，是凤凰卫视的新节目，叫《秋雨时分》，时间大概是5分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档节目吗？
余秋雨：因为这些年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看法非常奇特，大家觉得东西发展，文化没有动静，他们觉得我们中国文化没有动静。我们国内对文化的理解是比较的凌乱，凌乱是正常现象，但是没有入门前的凌乱不叫多元，入了门就是多元，各种各样的想法叫乱讲。高层文化人有这种情况，比如今天讲的时候，有一些人以为可以让全中国人民背几句儒家的经典，来改变中国现在的文化常态，这是很天真的想法。 而且谁会来听，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以一个曾经考察了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比较多的地方，我在这方面实际考察到现在为止听说是全世界走的最远的文化人，这样的话，我能够讲一点在文化上的基本的观念，这个观念不完全是我的，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化和我看到的情景加在一起，所以不要太长，每天五分钟，这也是我自己定的时间。
主持人：可是很多网友反映五分钟太短。
余秋雨：慢慢看下去就多了。我要改变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方式，就是冗长的概念环绕和逻辑游戏，而把它变成一个快速的，就像手机短信似的，很直接的，感受性的，但是需要长时间延绵的这样的文化感受，对话方式，变成这样的方式，我想试试看，如果太长的话，又像讲课了，中国的课堂有很多课堂。
主持人：节目的整个定位是您自己的定位吗？
余秋雨：对，没有任何人给我定位，就是我自己定位，他们就是选中我来，也没有人看稿子，也没有人希望你讲什么，我现在不断地在朋友和网友当中选择意见，不断地调整。
主持人：《秋雨时分》也是您自己定的吗？
余秋雨：对《秋雨时分》，几年前浙江教育电视台曾经做过《秋雨时间》。
主持人：那个好像是您第一个谈话节目？
余秋雨：这个节目后来的收视效果很好，后来凤凰卫视的朋友，他们觉得用这个名字有一个好处，因为这个名字不是跟宝或者什么，这个名字让人想到一种气氛，安安静静的气氛，文化就要安安静静，我觉得也可以，而且表示我自己对这个栏目的负责。但是要求不能太高了，不能以我的品牌传播凤凰卫视，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只是在一个层次谈话的范例，在较高层次上谈论文化的范例，其实中国的文化该怎么样，要无数次的谈论。
主持人：您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余秋雨：对，你讲的很好，因为我们谈文化是新闻性的文化，比如某某一个什么教授抄了人家的文章，这是新闻性的文化。第二是娱乐性的文化，歌星谈恋爱，第三类就是打批判文化，骂来骂去，有没有不要这样做，有一种文化没有太大的时效感，也没有太大的娱乐性，也不攻击人，就是比较平静地谈谈文化本身，我想在这方面做实验，在风格上做实验，不是说内容多精彩，就是风格上是温和的，平静的，不赶时髦的。
主持人：类似一种朋友聊天的心态。
余秋雨：让人一看，觉得文化是可以这样谈的。
主持人：在搜狐去年1月5日的新视角高峰论坛上也见过您，您说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刻，您说中国的企业在为中国创造财富，开辟未来的同时，也遇到很多麻烦，根本的原因是缺少一种强大的文化精神方面的支撑。时隔一年，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改善？
余秋雨：我觉得这些优秀大企业的领导人都能感觉到了精神文化的重要性，而且在这方面做出了比较有效的措施。前不久，我参加了国内很多一流的企业家他们所做的防止荒漠化的活动，我给他们写了一个序言，这个让我感动，因为防止荒漠化这个问题和企业本身很远，所以我说他们在做防止生态荒漠化，也在防止文化荒漠化，不能靠文化人做事，这是要靠很多企业来做，有很多企业家大量推动文化，因为有资金，资金有权利，资金权利和文化的组合，才能构成实实在在的文化行为。
主持人：您的意思文化要发展，还是要有国家的经济基础？
余秋雨：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而是有民间的企业家参与。文艺复兴给人类的文化带来很大的作用，我认为佛罗伦萨一个银行家家族叫美第奇家族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早早地聘请达芬奇，很难想象这些文艺巨头要做那么多的建筑，要画那么多的壁画，改变城市的全貌，中国一般不会这样。中国的文化人，要么做清高的孤独人，要么做官，企业家也是那样。标准就是满腹牢骚搞的很辛苦，一个人在乡下写文章画画，往往是这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不值得同情，但实际上对中国文化往前推进，在现代很困难。我在台湾强烈的号召，当代的华语企业家能不能参与这样的事情，重构中华文化的复兴。最近有一个走在前面的公司叫趋势科技，他们在我的鼓动下就创立一个趋势文化，搞文化，搞演出，他们资金很雄厚，他们还会做别的很多事。他们也是用新的方式来看待，也是一个现代的探索。所以我觉得你刚才的问题是企业家有没有在去年到今年当中进步，我觉得是进步了，刚才举了好多企业家的例子。传媒也是企业家，像搜狐，还有我现在参与的凤凰卫视，都是企业。像搜狐对现代文化的普及起到很大的作用，企业家的作用是比较大，企业家对文化的作用比文化人对文化的作用还要大，这一年来，以前也是这样的，以前的企业家文化意识没有太多。希望2006年这个势头能更健康地发展下去，能够让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文化组合起来。
主持人：余老师，您觉得企业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余秋雨：企业文化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内享型的结构，企业的老板和员工希望自己里面的人能够共同像一个家庭一样，享受一个共同的规则，这个规则带有文化印象，生活习惯，这是内享型的文化，他们一般用董事长的语录，用名人名言的文章，用一些单位的好人好事组合在一起，编报纸、广播、杂志，这叫企业文化，最后的标志在厂门口有一个＂团结奋斗，拼搏向上＂，这是内享型的企业文化，内享型的企业文化永远会存在，但是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把员工对于领导层的服从看成了文化，是一种把工人不得不服从看成了一种文化。第二，这种文化的缺点，每个单位基本上都是重复的，前不久和杨澜在北京有一个对话，杨澜觉得好像门口的厂训是惊人的重复，几乎都是一样的，这是内享型文化的局限。我在台湾演讲有一个比喻，你们对外部的文化感到茫然以后，就在自己的后院挖一口井，打自己的井水来喝。第二就是企业发散型的文化，这个企业不管是为了商业营销也好，自己名声打造也好或者自己有意识做一些文化的公益事业也好，有发散型的文化，可能会投资一些电视剧，可能会做文化上非常好的事情，让大家感觉到文化道义感，这个企业很好的归顺的文化形象，文化道义，在中国的文化的大盘子里出现了以企业家出现的高文化等级的代表人物。员工也感到心里很欣慰，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总经理参加这么好的的企业，参加慈善活动，而且发散型文化不断地提供文化界所陌生，企业界所习惯的思维，这种思维很好，追求效益，追求人和人之间合作和和谐的问题，还有追求不要保守，应该是全球化，国际型的问题，都是企业家向外面发散，中国27年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文化的普及更多的来自于优秀企业发散出来的。
主持人：这些企业在抛开利润的目标同时还有其他角色要扮演。
余秋雨：发散了很好的人类文明，不是文化界说出来的，文化界说出来缺乏说服力。第三种文化是创新文化，这是我要呼吁的，你从内享型文化变成发散型文化已经进了一大步，发散型文化没有创新，只是搬用外国的规范还是不够，中国的的文化要创新，古老民族负担很重需要创新，这个创新有没有可能我们现代企业和文化创造者一起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创造出一些新的21世纪新的文化出来，这有点期待了。我的朋友王石他很好玩，一会登珠穆朗玛峰，一会去航海。
主持人：他现在是我们公司的董事。
余秋雨：阿拉善也是他找我写的序言，他在创造中国应有的人格文明，就是文化人格，要能够勇敢，要能够无所畏惧，强大，熟悉世界文明，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生活，他还是很热爱自己的土地，又热爱生活，充满的乐观，他对自己最年老的探珠峰的的人很乐观。像这样的文化或者人格文明，逐步有更多的人来创立。你知道企业家的创立比文化人重要，因为企业家创立以后，至少它会让所有的员工仰望，像搜狐网就会让搜狐网的网友仰望，不是所有的仰望，就是熟悉，不是写几篇文章，写几本书，这个提倡，人家很难有这样的感召力。
主持人：影响力相对来说有限。
余秋雨：当时多次讲过文艺复兴，为什么能佛罗伦萨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一开始没有那么高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他一开始佩服美第奇，他再佩服达芬奇，他们的提倡就成了全民的提倡，我们中国就需要有这样的，甚至要创造全新的能力。我现在看到有的的企业比如资助一笔画家画一幅巨大无比的画，这个画跟自己毫无关系，不是画自己的厂，这个我觉得也有。我的好几个企业家朋友，为中国的电影事业投了很多资，他们也很冒险，因为对自己的行业很把握，但是对电影拍的好不好不清楚，他们还是想去贡献，这个叫创新型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有三个层次，有内享型，有发散型，有创新型，现在在呼唤创新型。
主持人：现在这代年轻人整个价值观比较崇尚“实用主义”，而且流行快餐文化，您觉得这代人可以很好地传承中国文化吗？
余秋雨：希望他们当中一部分优秀分子，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年轻人绝大多数一定为了谋生而实用，这文化可以理解，在谋生而实用当中，肯定有一批人不满足这个，他有自己的精神需要，有精神需要，又有很大的表述方式的话，就把它进行传播。对这个问题我是比较乐观的。任何国家，多数年轻人一定是实用主义，多数人为了谋生。
主持人：这部分人最后都流于平庸。
余秋雨：有的时候会转变，有的时候不满意自己流于实用主义，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寄托在自己的学生身上。我很同意张朝阳讲的话，怎么到处都说很竞争的，张朝阳就讲，这要经过一段时间，我也叫实用，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产生精神上的适合，会产生精神上的需要，这是一个乐观，另外实用的文化选择还有一个好处，我对它不否定。因为中国文化从古到今都处于虚假构架当中，中国文化的虚假构架是非常有害的。这个虚假的构架永远在讲究排场，永远在讲究面子，我们的文化永远在讲究奉承，这就是虚假文化。
主持人：是一种面子文化。
余秋雨：面子文化，排场文化和奉承文化，奉承文化难听一点叫马屁文化，这种文化有实用主义文化一来就很难生存，用实用主义文化对这种虚假文化进行嘲弄是可以的。嘲弄完以后，实用主义又有一部分人有了了精神要求，还不错。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把文化的影响力波及到更广泛的领域，有一种文化大众化的使命感，那么在新的一年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有哪些计划，有没有可能再写书？
余秋雨：在新的一年，把《秋雨时分》做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试验，虽然每期做的时间短，时间长了就不短了，因为每天都要讲，当然要不断地讲，我试试看，把这件事情做好，其次把学术思维的著作全部整理出来，已经出版过，再整理一下。
主持人：也期待你再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责任编辑：桂衍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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